公元476年，随着皇帝罗慕路斯被奥多亚克废除，西罗马帝国灭亡。而奠定了帝国兴盛的庞大的道路系统，也随之被辽阔疆域上互相征伐的王国继承，只留下“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公元2世纪，处于兴盛巅峰的罗马帝国曾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土。直到帝国晚期，113个行省中依然有372条主干道互相交错，总里程超过40万公里。这些道路遍布帝国全境，不仅构成了皇帝权威的象征，也形成了货物、士兵、商人、知识和文化流通的基础设施。
1956年，在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下，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州际及国防公路法案》，开始修建覆盖50个州的州际公路系统。这些公路纵横交错，构成了一张巨网，直到今天依然是美国公路系统的基石。当然，它们不仅联通了货物与人的运输，正如科技史学家奈伊（David Nye）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工建造的巨大设施在美国的国家认同与国族建构的历史上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了国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之一。[1]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 David Nye, MIT Press 1996
无论是已然消逝在历史中的罗马帝国的石子路，还是象征着二战后美国工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州际公路系统，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都在完成着相同的功能：它们以一种超然于时间的方式宣告着历史的延续。或者，也可以说它们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关于时间性的命题：作为庞然大物的基础设施如何消亡、被继承或是遗忘，又如何重生？
人类学者拉金（Brian Larkin）将基础设施定义为“促进物、人或思想的流动并允许它们之间在空间上交换而建成的网络……它们组成了相互流通的结构体系，切实地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底，并生成了日常生活的周围环境”。[2]
如果我们把消亡、继承与重生的命题带入到对基础设施的思考中，就会发现这些可见或不可见的庞大网络和其所涉及的接合关系（articulation）并不总是永恒的，或者说，它们从来就不是。它们以近乎有机生命的方式在时间与空间中诞生、死亡和延续。
如何理解基础设施的生命历程？或者说，如何思考处于流动的时间中的基础设施，以及基础设施与时间本身的纠葛？随着时间流逝，当罗马帝国的道路系统在现代国家重生并扮演着近乎相同的角色，我们不能忽视作为物质存在的基础设施的消逝；当现代计算机的芯片以每秒上亿次的速度处理着天文数字般体量的数据，同时，数据中心的中年清洁工则在经历着重复与乏味的一天。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这种穿梭于基础设施的物质性与其文化生产之间的时间性（temporality）？
如果说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是临时的，那么它们何以在不同的社会与年代中“重生”？而如果说它们是永恒的，人类社会又如何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铁笼”（iron cage）中获得新的可能？换句话说，如何问题化（problematize）日常生活中认为基础设施的持续性（endurance）与实在性（solidarity）“是理所应当的”的假设？
当然，这些问题在本文中是断然无法被全面回答的，笔者希望通过三个简短的案例为读者提供一些思考的角度。
电报、铁路与时间
当我们去思考基础设施的时间性时，首先必须要了解，时间并不总是一个自然概念，也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时间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地理、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产物。基础设施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就在生产和创造着这样或那样的“时间”。
在电气时代来临之前，人类通过铁路跨越了空间的局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连接了货物、人和信息：铁路跟随着旧世界的运输网络，沿着人们使用了数百年的水路和陆路生长，穿过小镇或城市。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过货物运输的路径传递信件，信息总是与送信的人一同到达。而电报的出现第一次大范围地将通信与运输分割成为两个独立的事件：通过电报，信息以近乎光速传递，速度远远超出了铁路这一工业时期最快的运输方式。
电报时代之前，美国铁路从新英格兰出发，经过芝加哥，与广袤的西部联通。在两站（比如波士顿与伍斯特）之间，每五英里（1英里约为1.61千米）设立一个马站，铁轨发生运行故障时，可通过快马将信息传递到最近的工程师站。在电报诞生后，火车与铁路管理也不再依靠马匹，而是依靠由电报技术支持的控制开关系统。原本“控制”着信息传递的铁路，现在被信息传递所“控制”，是系统论的起源之一。
这种结合不仅改变了铁路本身的运行机制，也改变了整个铁路沿线的社会样貌，并催生了新的时间机制：标准时间。美国的标准时间诞生于1883年11月，在此之前，境内不同地区的人们都遵守着以所在地太阳升到天顶之时为正午这一标准。然而，这样的情况对铁路运输来说是灾难性的：美国的火车时刻表一度被迫依照55个不同地区的时间制定，引起了巨大的混乱。
直至电报诞生，其与铁路的结合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电报可以在几秒内将信息传遍整个铁路系统，一个标准化的、人造的时间诞生了：从此以后，人们不再依照太阳运行来确定时间，转而依靠火车站时钟的巨大指针。
电报与传统运输基础设施的结合，让时间成为随基础设施网络扩张的一种产品。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时间产品是期货，人们开始在未来的时间线上做生意。
当信息的传递与交通运输彻底分离，商品的信息得以先于商品本身到达市场：在当季收获的谷物被运输到交易市场之前，关于谷物数量与收获情况的信息已经被传递到市场；当商品从伦敦发货运往纽约时，尽管货物还在大西洋之上，但纽约的交易已经可以开始了。无独有偶，美国今天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的前身正是成立于1848年的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而也正是这一年，电报被普及到芝加哥这座城市。[3]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James Carey, Routledge 1989
海底线缆与旧世界的烙印
随着现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越来越陷入有关互联网与数据传输的某种“理所应当”的假设之中，即互联网如同自来水一般，打开水龙头就会流出来。正如自来水这一现代性体验是基于现代城市的供水管网系统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存在也深深依赖于与之连接的每一台机器和基站的线缆——这些线缆穿过陆地和海洋，连接着不同的大陆。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网络上发送一条信息、点击一个链接，都依赖于一个由线缆组成的物理网络。互联网的数据建立在一个由线缆企业、国家和机构搭建的集中化网络之上。
线缆被铺设时，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旧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一个可见的事实是，互联网线缆的铺设与电话线网络存在大量重合。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已经存在的电话线网络连接着各个通信与人口节点，这些节点最终成了互联网用户；而那些已经架设好的、被开发的电话线路也为光纤线缆的铺设提供了最经济的基础。
当然，故事并未在这里结束。如果进一步探索，就会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早期的电话线铺设出于类似原因与电报线路重合，而这些线路在世界范围的展开又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重合：就如同早期的电报和电话线网络连接着西方殖民者在各个殖民地的主要城市，这些由政府拥有或扶持的垄断企业搭建的网络塑造了互联网诞生的基础环境。
比如，新西兰仅有的两根海底线缆将这个国家的互联网与世界连接，并与20世纪初的电话线路重合，线缆的入海口从1912年起便被设立于奥克兰市的塔卡普纳（Takapuna）和穆里怀（Muriwai）。[4]
The Undersea Networ, Nicole Starosielski,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于是，旧世界的殖民秩序便通过电报、电话线、海底线缆一路延续至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过理解连接世界互联网的海底线缆如何于电话与电报线路的废墟之上重生，我们可以观察到旧的通信基础设施的消亡（如电报）与新的基础设施的诞生（如互联网）。
然而，旧的线路（如电报与电话线）虽然在海水的腐蚀与时代的发展中逐渐成为历史，但是它们所建构的地理与政治经济环境——成本更低的搭建路线、具有相应资金与技术的企业和机构以及裹挟着它们自身兴衰的历史——则从殖民时代一直滚动至今，并参与塑造了今天的地区权力关系与中心化的控制。电报虽然消逝了，但是它留下的线路和资本运转模式建构了新的基础设施，那些高高在上的旧日殖民者的权力依旧深埋在看起来平等而自由的互联网之下。
举例来说，数据流通的线路不总是基于地理距离，也基于价格；而线缆和运营商的数量往往决定着数据传输的价格：当距离遥远的A、B两地之间有更多的线缆，数据传输的价格会比距离更近但只拥有一条线缆的A、C两地之间的更低。
有学者发现，这种情况大量存在于南美洲、非洲等前殖民地：相比于它们与周围地区的连接，这些前殖民地与其曾经的宗主国之间铺设了更多的线缆。对于巴西圣保罗地区的居民来说，2009年至2012年间，他们在本地连接到互联网的成本是通过铺设到美国迈阿密的线缆连接到互联网的成本的150%。因此，居住在圣保罗的两个人之间的通信，很可能通过连接到迈阿密的线缆走了一个巨大的来回。[5]
数据中心里的战争幽灵
媒介学者泰勒（Alexander R. E. Taylor）曾回忆英国伦敦的DataVault公司的市场总监韦伯斯特（David Webster）如何向他介绍其基于超级安全数据中心（ultra-secure data center）的数据备份业务。
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冷战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开始建造一个大型地下掩体，这个地堡的建设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直到冷战结束。地堡被厚达10英尺（约3米）的钢筋混凝土墙包围，拥有完善的生存设施，可以抵御2万吨级的核武器攻击，并能保护其内部免受核辐射的伤害。后来，DataVault将这个地堡改造成一个重要的供数据备份的数据中心，韦伯斯特说，这是为了“向客户呈现我们对安全是认真的”。[6]
无独有偶，在位于贵州的国家级大数据新区贵安新区，腾讯公司挖空了一座小山，通过对自然山洞的改造，打造了一个储存着其重要数据的安全备份中心——“七星数据中心”，其安全级别可以承受核武器打击。
这些例子在世界范围内并不罕见。而作为互联网和数字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在对超出常理的高安全级别的追求中，某种意义上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一种诞生于冷战时期、基于对核末日的想象的“防范性”（preparedness）。
从时间的角度来说，地堡的诞生与人类进入热核时代及冷战的历史背景相伴。当被投放到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在冷战中各自囤积了数以万计的足以将彼此毁灭无数次的核弹头，“对核末日的想象”成了指导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具体标准。我国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三线建设也是基于这一末日想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
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些曾与国家存亡相关的基础设施开始消逝，有的成了废墟，有的则在新的基础设施中找到了新生。“超级安全数据中心”正是对这一历史的继承。
仔细想来，没有任何一个商用数据中心真的需要抵御核弹。冷战历史下对核末日的“防范性”在商业数据储存和安全备份中得以延续，只不过变成了基于“对数据遗失的想象”所产生的“防范性”。这一逻辑与通过地下堡垒来防患于未然的想法结合，塑造了数据中心这一现代社会基础设施对于安全性的焦虑。而人类历史中对于灾难的想象，也通过地堡的消亡与地堡中数据中心的诞生这一时间线重获新生。
今天我们不再担心遭受核弹攻击时如何让自我的身体与社会的机构获得庇护和续存，但却需要核弹级的安全机构来防范我们想象中的数据损失。
当我们再回头审视罗马人1500年前缔造的道路与沟渠系统，以及在这些基础设施之上建立的帝国的光辉、皇帝的权威，或许还有罗马人对自身的认同与骄傲，我们也许可以借用技术哲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来说：或许我们从未现代过。
的确，大概只有当我们从时间的维度去观察和思考基础设施的消逝与新生、继承与断裂，强调一个又一个新的网络，然后发现它们所依赖或继承的旧的秩序，以及这些网络与时间的互相纠缠，我们才能更具洞察力地去考量新的技术带来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可能性中所暗藏的陷阱和机遇。
参考文献
[1] NYE D. 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4.
[2] LARKIN B.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J]. Annual Review ofAnthropology， 2013(42): 328.
[3] CAREY J.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M]. Abingdon: Routledge， 1989: 164-72.
[4] STAROSIELSKI N. The Undersea Network[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2015: 12.
[5] STAROSIELSKI N. Fixed Flow: Undersea Cables as Media Infrastructure[M]//PARKS L， STAROSIELSKI N. Signal Traffic: Critical Studies of MediaInfrastructures.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64.
[6] TAYLOR A R E. Concrete Clouds: Bunkers， Data， Preparedness[J]. NewMedia & Society， 2023(2): 40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周报 （ID：TheThinker_CITIC），作者：刘子瑜（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系博士），栏目主理人：龙星如（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