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在深圳蛇口招商局大厦的会议室里，研究青年的专家们和青年们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
一位专家认为，一些青年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想在财富里“捞一把”，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但蛇口青年们则认为，只要合法合规，把赚钱当动机并没有什么错，淘金者也是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
这场争论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讨论，《人民日报》还开辟了《“蛇口风波”答问录》专栏，供观点交锋。经历了近一年的讨论后，大多数人们认为：专家错了。
“蛇口风波”在如今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但在当时，即使在深圳特区，也依然是一次思想大洗礼。这次风波，似乎也是一个预兆：
在那个年代，率先、敢于在深圳淘金的少数人们，历史会给予丰厚的馈赠。
风波争论的这一年，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也来到了深圳。他命运的齿轮，也在1988年开始转动。
一拍即合
1980年代，神州大地正经历着激烈的思想大开放；而世界经济的老大、老二之间，也爆发着激烈的“斗争”。
一方面，科技浪潮发展踊跃，电脑、手机、汽车等等产品快速普及；但另一方面，美国创新发起的市场，却被日本企业不断占据。日本汽车、电子等产品发展迅速，让美国企业也不堪重负。
于是，美国针对日本发起了多领域的制裁。尤其是电子领域，开始有意扶持邻近地区。
而中国台湾依靠人力优势，成为了电子代工大本营。IBM、苹果、康柏、戴尔等等，一批批企业开始将制造业进行外包。
电脑手机等电子产业的浪潮、美国主导的重新分工、中国台湾的人口红利，这一切是中国台湾电子产业迅速拓展的大时代背景。
但郭台铭的富士康，在当时依然只是个小喽啰。排在他前面的有伟创力、英业达、台达、和硕等等公司。面对激烈的竞争，郭台铭做出了“寻祖归宗”的决定：
来到大陆、来到深圳。
虽然当时台湾“当局”限制技术出口，但考虑到富士康只是组装业务，于是便顺利放行。而郭台铭也在深圳西乡崩山脚下，建立了深圳海洋电子插件工厂，并从周边招募到了150名工人。
此时的中国大陆工人工资仅有台湾地区的1/5，土地方面也得到政府的招商补贴，还有税收优惠。因此，郭台铭才敢在业内有了“赤字接单、黑字出货”的霸气。
做出正确决定的人，往往运气不会差。富士康来到深圳的1988年，也第一次接到了苹果Mac电脑的订单，和日后的大金主搭上了线。
外部订单、内部生产，都有了起色后，郭台铭对大陆建厂很热衷。面对龙华荒野时，郭台铭大手一挥，“看得见的土地我全要了”。他更是深情地说道：
这不再是一个帐篷了，而是一个没有漂泊感的家。
赢在大陆
90年代的中国，是全球电子产业的重要推进器。
首先，内需极其旺盛。有钱的手持大哥大，钱少的下班钻网吧，电子产品普及度不断攀升。
其次，劳动力也很充足。先富的赚钱效应，激发着大家的干劲；城镇化建设，也带动了一批吃苦耐劳的人们，纷纷走出农村，走进工厂、走进工地。
然后，地方也大力招商。郭台铭去山西晋城认祖，随后有了一座模具工厂；据说还有地方找到郭台铭母亲当年住过的老房子，来勾起郭台铭的思乡情。即使在2022年，依然可以看到河南省政府来帮助富士康完成招工的消息，呼吁退役工人、学生报名。
毕竟，富士康的发展，也给地方带来了就业和税收。更重要的是，通过富士康，中国广大的劳动力，也参与到了世界电子产业的浪潮中。
尽管，取代的是当年台湾的代工地位。
种种要素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超高执行力的代工厂，一个半夜电话就能叫动数万人工作的代工厂。
2006年，英国《星期日邮报》对富士康龙华工厂称之为“iPod之城”，“这里拥有20万员工，比英国纽卡斯尔城的人口还要多。”
富士康成为各消费电子的代工首选，不断壮大；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渐撑起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2009年，郭台铭在股东大会上发表了演讲，题目是《黄金十年，赢在大陆》。然而，第二年，富士康就遭遇重大危机“十二连跳”，舆论也才重新思考富士康的黄金十年，更准确的表达是：
赢在大陆工人。
莫名自大
郭台铭对“十二连跳”反思过，他的做法，则是向内陆去、向人工更便宜的地方去。
早些年，富士康也想过去东南亚，但考虑综合成本，还是留了下来。但自从2018年之后，在苹果的指挥下，富士康的东南亚布局也逐渐丰满。
也许是看到东南亚颇有成就，也许是在地缘冲突中要站队，郭台铭莫名自大起来了。
和刚到深圳时的感恩、激动不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赏饭”、“北京”之类的震惊体。
其实，我们对富士康还是爱的。就比如旗下的工业富联，虽然只是一个赚点服务器代工费的公司，一个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想象力不大的公司，但A股股民们还是给它插上腾飞的翅膀，当作AI标的买到涨停、买到翻两倍。
股民的爱可谓深沉，但不算荒谬。
毕竟，富士康是有功劳的。美国的产品技术，中国的生产能力，通过富士康这个桥梁，实现了很好的结合，推动科技在全球的落地、普及。它也是许多地方重要的GDP、重要的就业。
富士康从台湾省到深圳，从深圳到山东、山西，到四川、河南，踩着沿海到内陆的城市化进程，迎合着各地政府一轮轮的发展冲动。
那么，面对“我姓郭”的自大放言，我们能离开富士康吗？
不是富士康
郭台铭在深圳建厂的第一年，基本都只招女工，因为她们手巧灵活，又能耐得住性子。在第一批的女工里，有一个小妹叫王来春，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果链一姐”，立讯精密的创始人。
立讯精密作为苹果的代工厂，代理的产品线不断增加，也成为中国台湾企业离开大陆的承接方，相继收购了包括纬创集团、铠胜、和硕等台企旗下资产，成为苹果在大陆的坚定根据地。
除了立讯精密之外，大陆还有了比亚迪电子、光弘科技、华勤技术等代工厂。华为Mate系列的发布，也离不开比亚迪电子和光弘科技的工人们日夜努力。
从代工厂的角度看，少了富士康，流水线也一样转。与其说离不开富士康，还不如说离不开苹果。富士康为苹果代工的工厂，就有近80万人。
苹果作为全球消费电子品牌，综合净利润率高达24%，品牌溢价显著。而其应用商店APP Store更是躺赚。2022年，整个商店销售额高达1.1万亿美金，除掉支付给开发者，仅抽成也有近800亿美元。而根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在一万亿的销售额中，中国开发者几乎占到了一半。
苹果用品牌和生态，铸造了高壁垒，形成了“研发-利润-再研发”的循环，赚取超额利润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国强大的电子产业链。
苹果固然愿意做中国生意，但在美国政府的威严下，依然减少了中国供应商的比例。在投资圈盛传的一句话是，苹果的供应商叫产业链，其他公司的供应商叫概念股。主要差距在于业务的持续性、利润的增长性等等。
但苹果产业链也正在变化。在日经拆解的苹果iPhone手机零部件中，中国大陆的比例继续减少，不断缩小。
苹果砍单对个别公司经营的影响，已经在欧菲光、歌尔的身上多次体现。对于整个产业链而言，也不得不慎重考虑。
这些年，制造业升级的话题很热，升级是必然趋势，但庞大的就业人口才是眼下大题。近忧、远虑，长痛、短痛，无奈的同时出现，也才是人生常态。
正如任正非所言，不能因为用苹果就觉得不爱国。与其说我们离不开苹果，不如说我们的供应链，离不开品牌终端。
从这个角度而言，不管是华为、还是小米、OV，只要能做出终端品牌，又大量采用国内供应链的产品，都是对产业有意义的。
幸运的是，我们也在逐步实现“品牌、供应链，我都要”。
按图索骥，我们会发现问题的核心一步步在变化。从富士康，到苹果；从苹果，到国产终端；从国产终端，到供应链；从供应链，到电子产业。从电子产业，到庞大的就业人口。
在就业人口背后，是需求的支撑。那么，我们仅靠内需，够吗？
郭台铭齿轮转动的那一刻，深圳这座城市、神州这片大地，两者命运的齿轮也在转动。
转动时代的力量，来自于登上《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的“中国工人”，也来自于“蛇口风波”背后的改革开放。
前者是所有光辉的沉默缔造者，而后者是所有故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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