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32岁得了6种癌症的女人

代价:“到那个时候肯定是保命重要”

从去年切除肾上腺肿瘤手术后,王梦琳就没法再工作了。

王梦琳的部分病历

在《论死亡与临终》一书中,癌症患者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天,北京人民医院一位专家打来电话,他说重新审视了王梦琳的特殊病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或许是介于良、恶性交界处的肿瘤,通过合适的手术方案,可能保住膝盖”。

当一个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她会经历什么?这或许是最难感同身受的人生处境之一。前段时间,我偶然看到,一位与我同龄的90后女生,在刚刚过去的10月,确诊了第6种原发癌症,距离她第一次确诊已过去18年之久。这意味着,她人生的多半数时间都在与癌症共处。

经历疾病的病痛、漫长的治疗与反复的挫败,绝非易事。命运总是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把她打回来。而这个故事不仅仅属于她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当人生无法预知地发生巨大滑落,命运之手会将我们推向何方?稍稍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篇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在和命运的较量中,人的力量固然是渺小的,但绝非无力的。

抉择:“听医生的就好”?

一团粉色闯了进来。王梦琳穿了一件粉色卡通卫衣,一双粉色袜子,走进咖啡馆。她高高扎起马尾,说话时眼睛带着笑意,总是先讲旅途趣事,她与丈夫季理刚从厦门、广州回到南京,假期和表妹们去上海参加了漫展,Cosplay照片里她顶着一头炸裂、软萌的绿色假发。声音爽朗,聊天时百无禁忌。

只是,许多细节会提醒她作为一位癌症病人的事实。她随身拎着一个大大的卡通水壶——一天至少要喝2L水。手指贴了两个创口贴——她的指甲变得脆弱,不经意就会破开。这都是靶向药的副作用。还有甲沟炎、溃疡与脸上大爆发的痘痘,她因此秋日里踩着一双黑色凉鞋。

王梦琳人生的岔路口出现在2005年,她读初三,左手肘偶然撞在阶梯教室的扶手上,肿了起来,之后在医院确诊了恶性骨肉瘤。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经过手术、化疗,她度过了平静的十年,病灶没有复发。这意味着她已经达到一个临床治愈的标准。

2015年,新的癌症再次出现,悄无声息地,有时甚至连肿块的提醒都没有,她又被拽进疾病的漩涡。她依次确诊了乳腺癌、肺腺癌、肾上腺皮质癌、间叶源性肿瘤、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多次手术、化疗,在王梦琳身上留下可见的改变,切除肿瘤的同时,也切除了她的一根尺骨、双侧乳房和一片肺叶。

加倍的打击是,王梦琳的父亲也是癌症患者,几年前去世。她和父亲做过基因检测,报告显示,父女俩身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可以简单理解为,他们抵抗癌细胞的能力极大地弱于常人。

这似乎成了一种宿命,她暂时没有能够找到阻断癌症发生的办法,只能在新的肿瘤出现时与之对抗。然而,对于一个已经确诊了六种癌症的人而言,并没有哪个医院的科室、医生能够完全解决所有的问题,连多学科会诊都不能,她每次只能选择一项癌症、一处肿瘤去问诊。“腹部找腹部医生,骨头找骨头的医生,肺找肺的医生,病理问题找病理科。”她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听医生的就好”。

的确,一些寻常的小病,我们可以遵循“听医生的就好”,但当疾病变得复杂,新的问题不断叠加,这个原则开始失效了。每个科室的医生说法可能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

就拿去年发现的一枚肾上腺皮质肿瘤来说,有的医生认为是此前的癌症转移,毕竟她已经有过三种癌症病史。但是究竟是哪种癌的转移呢?不同的转移,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用药方向。还有医生建议,要不干脆切掉这枚肿瘤看看,通过病理检查确定来源。但医生同时又提醒,“盲目开刀切除,会不会反而加速体内癌细胞转移,这都是难以预测的。”

与此同时,术前需要停靶向药一段时间,而那时王梦琳正在吃一款针对乳腺癌的靶向药,一旦停药,病情是否会恶化?她见了许多医生,但没人会帮她做决定,每位医生会给出自己的诊疗方案,也告诉她其中的风险。决策权在她手里。可是,连这么多权威专家都没有定论,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医学背景的年轻女孩儿,又该怎么做决定呢?

她只能是咨询更多的医生,然后做出一个不知道到底是对是错的抉择。最终,去年年底,在江苏省肿瘤医院,王梦琳做手术切除了这枚肾上腺肿瘤,在腹部留下一枚核桃大小的疤。命运和她开了个小玩笑,病理报告显示,这枚肿瘤并非医生们此前推测的癌细胞转移,而又是一个原发癌症——肾上腺皮质癌。这是她得的第四种癌症。

再拿肺部的结节来说,去年9月以来,王梦琳的肺部出现了大量微小结节,超过了一百枚,影像报告上密密麻麻是白色雪花点,看起来令人惊骇,白点仿佛将要把双肺占满。可结节都太小了,无法做穿刺活检。

有医生说,无法排除是此前的乳腺癌转移。她去了此前做乳腺癌手术的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生提议,“要不你来住院,做两个疗程的化疗试试看。”

王梦琳犹豫,化疗的副作用太大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她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现代医学的有限性——当各种检查无法明确,只能通过“排除法”去定位,而这些尝试的代价是未可知的。

她和丈夫去了趟北京寻求“第二意见”。“无法穿刺,什么都没能定性,凭什么认为是乳腺转移呢?”在北京一所知名的肿瘤医院,乳腺科专家抛出疑问。

好不容易抢到的专家号,就诊时间只有几分钟,她抱着报告单,急切地想要专家一个治疗方案,和南京的化疗方案对比。“如果你一定认为是乳腺癌转移,我可以给你一个治疗方案。”专家语气有些不耐烦,助理叫了下一位的号。

“我就是无法确定才来的啊!”时隔半年,王梦琳说起依然无奈,她没去开药,郁闷地回了南京,决定试试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化疗方案。

化疗后,肺部结节却依然在长。用药、手术、化疗都没用,治疗陷入死胡同。医生最后说,只能等结节长大,继续观察。

今年4月,终于有一颗肺部结节长大到可以勉强做穿刺了。病理结果出来后,确认是此前患过的肺腺癌肺内复发与转移。经过基因检测,她的靶点是罕见的“20插入突变”,在所有转移的患者中只占4-10%。

这对王梦琳而言,并不完全是个坏结果,至少为期半年多的化疗、手术、试药进程,终于告一段落了。2023年初,针对肺部“20插入突变”的靶向药在国内上市,从4月22日,她在医生建议下开始服药。

新的问题还在源源不断地出现,8月一次全身检查,王梦琳身上新增了三处异常:肝胃间隙腹壁上出现一个肿块,直径约3厘米;右腿膝盖下方胫骨处肿瘤,出现了骨质破坏;脑部也照出一处水肿,直径0.7厘米……这意味着,未来,王梦琳还要别无选择地做出更多次选择。

代价:“到那个时候肯定是保命重要”

从去年切除肾上腺肿瘤手术后,王梦琳就没法再工作了。这是她毕业后的第三份工作,在亲戚的公司里做财务,公司在外省,平时她在家用电脑远程办公。

王梦琳两次重大的人生转向,都与癌症有关。2005年因病休学后,她重读了一年初三,却没有报考高中,而是在父母建议下填了家附近的一所五年制专科学校。因为考虑到高考压力,担心癌症会复发。尽管她的中考分数远超过这所专科学校的录取线。

“现在让我想想看,确实也会有点遗憾。”王梦琳回忆说,但当时她没有提出异议。

与曾差点儿失去左臂的风险,与长达半年的手术与痛苦化疗经历相比,没有人敢冒一次险。确诊恶性骨肉瘤后,王梦琳休了学,住院开始化疗。她对化疗药反应强烈,输液后狂吐,头发也大把地掉。手术后等了一个多月伤口愈合,固定带和夹板拆除,又做两个疗程的化疗。次年5月,治疗才结束。

一次化疗间隙,王梦琳回了一趟学校,因为太想朋友们了。当时临近中考,同学都在紧张复习。她去教室打了个招呼,就在门卫室等他们放学,像往常一样,一路上叽叽喳喳聊天,直到分别的路口。

一旦患了癌症,身体就成了最重要的人生排序。王梦琳报考了那所大专的会计专业,这是大人眼里最好找工作的专业之一。大专的学业确实轻松多了,和读初中时一样,她还住在家里,有了很多空闲时间,她常逛论坛“西祠胡同”,找到了一起玩Cosplay的朋友。2008年南京举办第二届漫展,一起排了一台舞台剧,还得了奖。她扮演的角色来自游戏《空之轨迹》,一个戴着紫色头发、很勇敢的女孩。

她做了许多事情去补上学历差距,尽管并不喜欢财会专业,她还是把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既然学了,还是把该考的考了”。大专进入最后一学年,她“逼”着自己学完所有专业课,考了会计证书、大学英语四级,如愿找到南京一家会计事务所实习。在那里,她遇到了男友季理,他是隔壁部门的同事。

王梦琳享受那段充实忙碌往前冲的日子。大专毕业后,她去一家外企工作,做人力资源助理。她还自考了南京大学本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工作第三年,她的职位越来越高,从助理、专员晋升到了主任级别。

她和男友都变得忙碌。她负责做整个江苏省门店的薪资,每个月发工资前几天最忙,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是常有的事。不加班的晚上和周末,她回学校上课,季理就带着工作电脑去学校陪她。

一个勤奋的、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女孩儿,然而,癌症再次将一切按下了暂停键。

2015年秋天,公司体检时,王梦琳查出乳腺异常肿块。复查的结果是坏消息——左侧乳腺癌三期,已经出现淋巴结转移,属于中晚期。这次南京几家三甲医院都给出了确定的诊断。

王梦琳再次被拉回医院,回到那套早已熟悉的漫长的流程:检查、化疗、等待手术、再继续化疗。两年病假里,外企的补充医疗保险派上了大用场,让她不至于有大的经济压力,只是再也无暇顾及事业。

“到那个时候肯定会选择保命。”王梦琳叹了口气,“一开始肯定难受,那怎么办呢,必须要接受嘛。”

这次手术后,王梦琳失去了双侧乳腺。手术前后,她一共化疗了八个疗程,比骨肉瘤治疗时间更久。她吃不下东西,头发掉得很快,于是干脆剪了个光头。化疗结束,她需要终身服用一款内分泌药他莫昔芬,这引起了强烈的副作用,一开始是拉肚子,最严重的时候,她几乎全天都坐在马桶上,整个人虚脱。

2017年病假结束前,王梦琳回公司,领导体谅地说,建议她换到更轻松的岗位,管理人事档案,她的职级依然保留。她心里一时间涌出复杂的滋味,那是她刚毕业做人事助理时的工作内容。

不久父亲也生病要做手术,她需要经常请假,哪怕调去一个清闲岗位,她也无暇应对了。于是,只好离职。

再次求职时,作为一个有癌症病史的人,王梦琳的选择并不多。一位面试官看到她手上的疤,专门问了她,她没有隐瞒,面试后续不了了之。王梦琳自己做过HR,她当然知道癌症病人找工作的艰难

2017年底,王梦琳去了南京一个做国际教育与交流的协会工作,负责与在南京的外国教师沟通。这份工作工资不算高,但胜在轻松,不用加班,还有寒暑假。面试谈好后,对方一直没有要求入职体检,王梦琳也没有提起。她忐忑着心情入职,直到拿到第一个月薪水,才放下心来。

后来疫情暴发,协会关了门,王梦琳失业了。她没再去找工作,在亲戚开的小公司里远程工作。2021年初,王梦琳又确诊了新的癌症,情况开始失控,她的身体不断“冒出”新的肿块,她经常需要去医院。

人生完全被打乱了,她再也顾不上其他的事情。

婚姻:“做自己觉得对的事”

在南京的几日,多数时间我与王梦琳约在她家附近的公园。工作日的上午与下午,季理需要去处理一些工作,她就一个人提着水壶和零食包出门散步。

去年他们刚搬来这里,在南京的东郊。原本只是偶然陪朋友来看房,他们却先看中搬了家,这里空气比市区好,旁边就是公园和学校。之前他们就在考虑领养的事情,结婚后,医生曾严肃提醒他们生育的风险,因为王梦琳的癌症病史,“还是领养个孩子,生活更完整一点吧,有点盼头。”双方父母也都同意。

他们把领养计划定在王梦琳乳腺癌手术的五年观察期后,也就是2021年。2020年,季理去福利院咨询了领养的条件与流程。他问过王梦琳,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王梦琳说,女孩吧。不一会儿,她改变了主意,笑起来,“还是看眼缘吧。”后来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新的癌症出现,领养计划也搁浅了。

这一年,季理推掉了大部分的工作,有时他们一周五天都要去医院,时不时离开南京几天,去一线城市会诊。等待检查结果的日子,他得赶一赶工作进度。季理现在一家公司做资产评估,上下班时间相对自由,薪资构成简单,多劳多得。领导、同事相识多年,都知晓他的难处,让他远程办公。

钱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尽管王梦琳有医疗保险,但靶向药需自费,并且终生服用。除了看病支出,他们还有房贷要还,夫妻俩无法承受再失去一份收入。

刚见面聊天时,我不自觉会流露出担忧,爱情与婚姻的责任,真的能够抵御漫长的、艰难的抗癌历程所带来的消耗与负担吗?毕竟我们看到过太多照顾者“撤退”的故事。

2015年决定结婚时,季理听过许多顾虑的声音,“你们现在又没结婚呢,你没必要对她负责。”“后面怎么办,能不能要小孩?”当时王梦琳刚做完乳腺癌手术,在准备化疗。季理这时提出结婚,他的想法很简单,“想让她安心,安心做放疗、化疗,怕她胡思乱想。”

季理很坦诚地说,自己当时并未意识到,妻子将终生与癌症抗争。他身边唯一一个癌症案例,是同事的妻子,曾经得过乳腺癌,手术后健康生活十几年了。“都说切除以后,就没事了。”这是他们当时对于癌症最朴素的认知。

结婚并非仓促起意,两人当时已经恋爱四年,都见过对方的父母。季理比王梦琳大四岁,两人感情稳定后,他就把工资交给王梦琳,一起存钱。季理说,以前总想着等攒够钱,买了房再结婚,不曾想她生病一下打乱了时间表。

决定求婚后,季理先告诉了自己父母,父母没有反对,反而告诉他,如果他认定了,他们就支持,“做自己觉得对的事”。父母还打了五万块钱过来,王梦琳的父母也支持了五万,一起帮他们凑齐了首付。

季理则提到了一件对他很重要的小事。他们每个月会开车回老家,在南京周边县城农村看望季理的爷爷,老人家身体不太好,药盒子堆了一抽屉。第二次去,王梦琳特意买了分装盒,把爷爷未来一个月的药仔细分好,以免他漏吃。

他们就在这些小事里认定了彼此。一个不化疗的日子,王梦琳一早赶回学校做毕业论文答辩,答辩完成,他们顺路去民政局领了证,下午去买了钻戒,一家人吃了火锅,就这样结了婚。

与癌症的战争,却远比他们想象的都要复杂、漫长。

王梦琳是独生子女,她既是病人,也是父亲的照顾者。那几年,她和父亲住院,夜里都是季理陪护,他不肯假手于人,也无人可替换。白天王梦琳母亲过来送饭,他再去上班。父亲进了ICU那几天,王梦琳坐在门口ICU走廊的椅子上守着,直到两人身上都有味儿了,季理才劝动她去附近宾馆洗了个澡。

许多这样无助的时刻,他们靠彼此支持撑了过来。父亲去世后,照顾爷爷的责任也落在夫妻俩身上。爷爷今年89岁了,去年生病后,生活难以自理。当时王梦琳在医院做肾上腺肿瘤的手术,因为防疫政策病房不能随意进出,那天夜里,季理打了好多电话,才找到朋友帮忙,艰难地将爷爷送去了最近的医院。

季理个子高大,长相憨厚,平时跑项目多了,皮肤晒得黝黑。不同于粗旷的外表,王梦琳感受最深的是,他很细心,病历资料都由他整理,复查从不遗漏提醒。去年手术后,赶上疫情,季理特意买了拆线包,照着网上教程,在家给她的手术伤口消毒、拆线。

10月中旬,我和他们一起去上海,季理挂到一个上海人民医院骨科专家的号。他带了一份打印好的表格,详细列出了妻子的疾病史,细致到哪一年做了什么治疗。病历里缺了一项重要信息,王梦琳骨肉瘤手术后,手臂内被植入了一块固定的钢板,病历单里缺了钢板的型号与材质,这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做核磁共振,明确脑部肿瘤。

午饭时,一个手机闹铃响了,季理不紧不慢从裤子兜里掏出一粒药,递给王梦琳,晚饭时闹铃又响起,他掏出了另一种药。那两天,他一直拿着手机咨询医生,看研究文献,还给国外医药公司发去邮件确认。“好多事情,我自己都记不住,他老记着。”王梦琳说。

季理习惯了对妻子的照顾。他会不经意接过妻子左手的物品,不时拎拎水壶,督促她喝水。虽然她很少主动提及对癌症的恐惧,他还是能感受到许多微小的变化,她变得更加黏他,有时他忙事情,不经意说一句心烦,她的情绪会一下崩溃。于是,看病之外的时候,他们尽量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散步,晒太阳,一起玩《原神》,下班后雷打不动看两集动漫,每天都会有一个动漫更新,一集二十分钟。时间更多一些,就去旅游。

和他们相处愈久,我愈发体会到他们对于彼此的支持是什么。他们在多年陪伴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相处方式。王梦琳像一个“小太阳”,她会拍早晨季理逗狗狗“年糕”的视频,和二人的家人、朋友维持着频繁的联系,并在吃饭时分享他们的近日趣事,季理的表妹、弟弟遇到问题第一时间总是发信息给她,包括但不限于学习、相亲的烦恼。而季理是后盾。不消说,在面临如此巨大的残酷时,这种后盾意味着什么。

前路:“关关难,关关过吧”

前段时间,季理买了一本书,《无国界病人》,作者师永刚也是一位癌症病人,患癌十年里,他经历了2次手术、5次复发、4次急诊、6次放疗和3次参与临床试验,尽管治疗过程的波折又残酷,他马上将度过5年观察期,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

王梦琳看完书,鼓起勇气给作者写了邮件。师永刚很快打来电话,建议她把患癌的经历写出来,“或许能被一些专家团队看到”。

文章发表后,很多平台转载了她的故事。评论区里多是鼓励的声音,人们深知生病不易,看病艰难。也有负面的声音,“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何必拖累家人”。几位亲人被这些话激怒,还偷偷集体去回复,让键盘侠们闭嘴。

其实王梦琳早就看过这些评论,后来她不再点开。我们见面时,她说心情已回归平静,“这个过程是先被拉到胡同里边,再慢慢想开,慢慢走出来。”就算命运残酷到如此地步,“也只能好好活着呀。”

父亲癌症去世前,他们去做了基因检测,癌症太过罕见、频繁地发生在父女俩身上,已经不是一句“坏运气”能解释。

2021年,王梦琳收到基因报告,87岁的爷爷一切正常,而她与父亲都出现异常:TP53基因,一个非常重要的抑癌基因,发生了变异。报告上的结论只有一句,罹患癌症的风险高于常人。

抑癌基因和癌基因突变并不会马上导致肿瘤,但当她的身体内失去了重要的“守门人”,细胞战役就随时发生着,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癌细胞可能逃过免疫细胞的追杀,爆发增长,直至难以控制。

她的父亲第一次患癌是在44岁。父亲性格内敛,平时话不多,喜欢摄影,一生没什么不良嗜好,生病后只要还能活动,从没有落下锻炼。他原来是一位铸造工人,凭借铸造技术,到了南京一所大学当了大学老师。这是命运垂青的部分。

“说不难过那是假的。”王梦琳说,“没想到我和父亲就像那个词,天选之子。”看到检测报告那一刻的感觉就像是被雷劈中,她感觉全身通电一般,一下被判了刑,拉入深渊。

王梦琳的部分病历

在《论死亡与临终》一书中,癌症患者会经历五个阶段: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接受。可接受一个终生作为“癌症病人”的宿命,绝不仅是想通“命运无常”四个字。

社会学家安妮·卡麦兹(Anne Charmaz)将慢性病患者需要面对的两个交替出现的阶段,称之为“好日子”与“坏日子”,在好日子里,病痛能得到暂时控制,生活回归日常;而在坏日子里,疾病带来痛苦与漫长的治疗让人无暇顾及其他。随着疾病的变化,那些好日子会缩短,坏日子在延长。

王梦琳频繁地回到那些“坏日子”里:手术室很凉,湿湿冷冷的氧气进入鼻腔,时间就凝滞了,你不知道手术什么时候会结束,恢复清醒、见到亲人;当化疗的药输进去,很快会感到难受、呕吐,头发大把掉落,只能再次剃光头;然后是手术后漫长的、钝钝的痛感,连带着呼吸也痛,一点点适应伤口,直到它结痂。

而癌症必然发生,可能在她生命里的任何一天。那种惶惶不安,或许才是最令人恐惧的。许多时候,王梦琳只是这样平静地讲述着。我们坐在草坪上,靠得很近,除了把手轻轻放在她身上,我无法说出安慰的话。我想,任何语言在此时都显得过于无力。

她因此把去医院之外的时间都填满,安排得丰富。追动漫,玩游戏,带着妹妹们Cosplay,去旅游。原来她还在学爵士和街舞,只要不住院,她每天都会去跳舞,最近身体不允许了,她就去散步和爬山。未来她还有好多想做的事情,带爷爷晒太阳、学吉他。

“命运对我不好又好,我身体不好,但身边的所有人都很好,朋友、家人,还有我老公。”王梦琳说,因为她和丈夫都喜欢小孩子,朋友住在附近,“两个小孩经常陪我们玩,经常要找我们。”

她努力在无法回避的残酷事实下活得释然。回忆起当初做乳腺癌手术,术后她哭了,血压飙得很高,病房里亲人护士乱作一团时,她哈哈大笑。刚见面时,王梦琳每次讲起手术的经历,语气都很轻松,而我的表情沉重,甚至不知道什么反应才是得体的。当我真实地与王梦琳相处了几天,我才发现这就是她讲述病痛的方式,仿佛只是在说一件寻常趣事。或许只有这样,过程中的疼痛与残忍才能被消解。

时至今日,她已经慢慢适应了身体的变化,如同当初适应左手、胸部、难以抬高的腋窝,尽管过程很不容易。她的身上有手术的伤疤,和朋友去澡堂时,朋友会下意识避开目光,挡在她身前,而她则大大咧咧就走了过去。

王梦琳说,她早就不在意他人的眼光了。2016年冬天,她和姐姐去热带的海边,游泳、学潜水,还穿上了好看的比基尼。我看到照片里,她那时头发还很短,显得毛茸茸的,好像头顶着一只小刺猬,她张扬地笑着,比了个“耶”——一个胜利的手势。那时所有人都认为癌症已经治愈,病痛过去了,她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癌症从未真正打倒她。尽管接下来的状况依然很严峻,王梦琳身上的第六个原发恶性肿瘤,右腿的骨母细胞型骨肉瘤,已经长大到必须手术切除的地步了,而切除很难绕开膝关节。这意味着,之后她或许再也无法跳舞了,甚至无法如常走路。

可他们两个普通人,除了不停下来,多跑医院,多问医生,没有别的办法。季理说,他现在唯一想的就是,不要走弯路,不能走弯路,“虽然关关难,关关过吧。”

在南京那几天,我们的聊天总是在我的语塞中结束。中途我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要继续做这个采访,一方面是感慨于命运的沉重,揭露伤疤的历程充满痛苦,更无法轻易谈论未来,没有人知道癌症下一次滑落是什么时候。

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天天一起散步、吃饭、聊天,她极少在我面前展露脆弱时刻。梦琳比我年长两岁,我们聊恋爱、婚姻与三十岁的困惑。有一天散步时,她从零食包里掏出了两只醉蟹,是她妈妈刚卤好的。每当我变得沮丧,她总能敏感地察觉,说些鼓气的话,“过好当下”“开心快乐每一天”。声音显得中气十足。

去上海时,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动漫手办店,逛了整整五层楼,被动漫全宇宙淹没,我们没有再去聊任何癌症的事情,沉浸地捧着手办惊呼“可爱”,最后克制地“带走”了两小只。这也是王梦琳那段时间最放松的一个晚上。

我在南京的最后一天,北京人民医院一位专家打来电话,他说重新审视了王梦琳的特殊病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这或许是介于良、恶性交界处的肿瘤,通过合适的手术方案,可能保住膝盖”。王梦琳的语气轻松了许多,这一次,肿瘤至少留给她一些缓冲时间,让她可以去寻找更好的手术方案。

分别时,我问王梦琳会害怕吗?

“你看到我的微信签名了吗?4.0T的小马达。”她朝我摆摆手,说,“我现在虽然只有四片肺叶,但是我的引擎是带T的,动力还是很足。”我想,这也是她对命运的回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 (ID:GQREPORT),作者:肖薇薇,编辑:王婧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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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科技 2024年6月5日
  • 这个国家,也开始发芯片补贴了

    //mp.weixin.qq.com/s/tIHSNsqF6HRVe2mabgfp6Q
    [4]中国安防协会:欧盟批准430亿欧元芯片补贴计划:2030年产量占全球份额翻番.2023.4.19.https。//mp.weixin.qq.com/s/VnEjzKhmZbuBUFclzGFloA
    [6]潮电穿戴:印度半导体投资大跃进,一锤砸下1090亿,政府补贴一半.2024.3.5https。

    未来科技 2024年6月5日
  • 大模型的电力经济学:中国AI需要多少电力?

    这些报告研究对象(数字中心、智能数据中心、加密货币等)、研究市场(全球、中国与美国等)、研究周期(多数截至2030年)各不相同,但基本逻辑大同小异:先根据芯片等硬件的算力与功率,计算出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再根据算力增长的预期、芯片能效提升的预期,以及数据中心能效(PUE)提升的预期,来推测未来一段时间内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增长情况。

    未来科技 2024年6月5日
  • 你正和20万人一起接受AI面试

    原本客户还担心候选人能否接受AI面试这件事,但在2020年以后,候选人进行AI面试的过程已经是完全自动化的,包括面试过程中AI面试官回答候选人的问题,AI面试官对候选人提问以及基于候选人的回答对候选人进行至多三个轮次的深度追问。

    以近屿智能与客户合作的校验周期至少3年来看,方小雷认为AI应用不太可能一下子爆发,包括近屿智能在内的中国AI应用企业或许要迎来一个把SaaS做起来的好机会。

    未来科技 2024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