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领军大研究,硬科技突破更有“数”

在12月1日于深圳召开的“预见未来·前沿科创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就认为:面对科技快速进步的大趋势,必须要有大企业来领军大研究,“不要作茧自缚,不要人为限制处在科技进步前沿大企业的作用……大企业的研究也可以带动小企业的研究”,“不要看企业在国内是大企业就限制发展,而是要鼓励企业做强做大,到国际上参与竞争”。
现实也验证了他所说的:以BAT、华为为代表的国内头部数字科技企业,都是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文 | 佘宗明

每当迎来科技大爆炸,许多人总会想起传播学之父施拉姆的那句话:“这一天的前23个小时,人类传播史上几乎全都是空白,一切重大的发展都集中在这一天的最后7分钟。”科技发展,亦是如此。

过去十多年里,人类曾被两次推入科技发展史的“最后7分钟”时刻:一次是iPhone发布,移动互联网时代大幕随之开启;一次是ChatGPT问世,“AI新纪元”由此到来——著名未来学家凯文·凯利在今年出版的新书《5000天后的世界》里就预言,未来5000天后会是AI时代;未来50年都将是被AI主导的时期。

而这两个里程碑式节点,都带动了ABCD+5G(AI、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5G)等数字科技的跃迁式进化与迅猛发展。

今年是AI大模型爆发元年,AI正开启互联网的下一幕,也正成为数字科技价值的放大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数字科技重塑的三百六十行,在AI时代也许都可以“重做一遍”,而重做本身就是个数字科技价值充分挖潜的过程:当数字科技与实体产业的融合踩上AI的“风火轮”,实体经济会在腾云驾“AI”迎来新机遇,数字科技的价值也能得到更充分的释放。

如果说,过去数年数实融合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转型的助益,已经证明了数字科技不“软”也不“虚”,那AI大模型叩开AI时代的大门后,数字科技的“硬科技”底色只会愈发彰显——它不是裱在次世代技术相框里的“赛博十字绣”,而是抢占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制高点的关键发力点。

01

这些年来,在“言必称星辰大海”的叙事偏好下,舆论场中有种论调蔚为风行——“只有芯片才是硬科技”。

这类看法是对前沿科技内涵的窄化,也是对数字科技价值的低估。由此生成的舆论风向,经常也跟鼓励科技创新的应有取向背道而驰。

说到硬科技,人们会习惯性地想到那些卡脖子领域,芯片往往被视作个中代表。这无可厚非,但将硬科技跟硬件技术画等号,显然是认知偏误。都说缺“芯”少“魂”,“芯”是硬件不假,“魂(操作系统)”却是软件化的。二者都会被卡脖子,都在硬科技的范畴内。

在当下,软件已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灵魂。工信部2021年11月30日印发的《“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中就指出,“软件定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特征和新标志,已成为驱动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而数字科技就是软件的底部支撑,代码化运行则是软件的基本形式。数字科技本质就是“以软为硬”——兼具软件化形态与硬核属性。

数字科技的“硬”,还体现在数实融合背景下的“以实助实”上:不少人常会误认为,数实融合中的“实”,指的只是物理意义上的实体,可事实上,“数”也是“实”的一部分。数字科技的“实”,就在于能用线上的连接与激发带动线下产业的效能提升。

AI大模型的价值锚点,就绝不是沦为花架子,而是变为数字生产力工具。

就现实看,以“实”显“硬”的数字科技,正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主战场。

数字科技的典型特征是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在其驱动下,近年来,数字经济正以极快的发展速度、极广的辐射范围、极深的影响程度,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放眼全球,加快数字经济布局已成主要国家的统一动作。而深耕厚积的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如今已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能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就离不开数字科技的助力。

这些年,BAT和华为等科技企业就在数字科技上持续发力,构筑了涵盖AI、5G、操作系统、服务器、数据库、音视频、量子、安全等多方面的数字科技矩阵,强化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不论是阿里云、华为云、腾讯云等云产品,还是微信支付、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工具,亦或是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短视频应用,都在对内普及、向外出海中连接了大量海内外用户,也提升了中国数字科技竞争力。

数字科技起于“数”但不止于“数”,它充当的更是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的数智化基础设施和技术底座。

腾讯研究院前沿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王强就认为,数字科技可以从连接、计算、交互、智能四个维度去看。而这四个维度,都可以帮助到实体产业。

都知道,过去十余年里,中国有两大重要产业上演了弯道超车的发展奇迹:

一个是智能手机,在功能机时代,国产手机的“华强北”烙印难消,可到了智能机时代,除了美国的苹果、韩国的三星,就是中国的华为小米OV和RealMe了;

另一个是新能源汽车,在燃油车时代,德系日系两分全球汽车市场天下,中国汽车品牌声量很弱,但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也成为全球唯二具有车身、底板、三电系统等硬件和智能座舱、自动辅助驾驶等软件能力的国家,比亚迪销量超过特斯拉雄踞新能源车企里的No.1。

中国智能手机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快速崛起,中国制造底子深厚与巨量级市场的支撑是重要因由,数字科技的加持也尤为关键。若没有ABCD+5G技术积累的效用向高端制造领域的溢出,若没有数字科技创新给新型制造注入“软硬结合”的基因,这两大产业很难乘风“扶摇直上九万里”。

02

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提升了中国科技的“硬”实力,但同时也得看到,在基础系统与工业软件等层面,中国数字科技依旧存在被卡脖子的痛点。尤其是在AI大模型兴起将算力竞争的重要性凸显的当下,“短板”攻关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正因如此,工信部之前的规划中,就对操作系统、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计算工具软件、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EDA)和AI、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的新兴平台软件都做出了部署。这些连同芯片,已成中国科技攻坚的硬科技领域。

要让中国数字科技“硬上加硬”,有两点至为重要:从创新主体上讲,要产学研融合,充分发挥大企业应用创新的优势;从方法论上看,要“软硬结合”,注重落地场景。

数字科技的发展,有个突出特点是:经常是集群式的、生态性的、协同化的,也经常是难以计划的、市场驱动的、非线性化的。

“伟大不是计划出来的”,但“强大通常是协作出来的”。以供需衔接去串起研发与应用,将产学研的协同导入到技术创新体系中,是过去我国众多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数字科技要破解“卡脖子难题”,也需要产学研协同发力,依托市场机制打通协作的“断头路”、拓展多元化闭环化的创新路径。

这里面,充分激活企业的创新能动性,是产学研融合的重中之重。产学研有分工和侧重,拥有面向市场、重视应用优势的企业,往往是创新的主体。灵活性更强、自主性更足、创新动力更充沛的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又是主体中的主体。

在12月1日于深圳召开的“预见未来·前沿科创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就认为:面对科技快速进步的大趋势,必须要有大企业来领军大研究,“不要作茧自缚,不要人为限制处在科技进步前沿大企业的作用……大企业的研究也可以带动小企业的研究”,“不要看企业在国内是大企业就限制发展,而是要鼓励企业做强做大,到国际上参与竞争”。

现实也验证了他所说的:以BAT、华为为代表的国内头部数字科技企业,都是科技创新的排头兵。全国工商联之前发布的《2022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显示,2021年研发投入最多的企业是华为、腾讯和阿里,三家企业当年研发投入合计超2500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总额比例超6%。

其效果也很明显:华为研发的鸿蒙系统已成覆盖终端数量排全球第三的操作系统,仅次于安卓与iOS,FusionPlant工业互联网平台也成了渗透度越来越高的工业数字底座。腾讯的数字孪生、虚拟现实、三维建模、音视频通信技术等数字科技能力,在全球科技企业中居于领先位置。阿里云底层自研技术则让其收获了全球云市场Top3的地位。

ChatGPT掀起AI大模型PK后,这些民营科技巨头的身影也活跃在“百模大战”中,不论是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义千问”,还是腾讯推出面向大模型训练的新一代高性能计算集群HCC,都搅活了一池春水。这充分表明:大企业做科研有大优势,硬科技攻坚需要发挥大企业的大价值。

值得一说的是,在美国,这次AI大模型热潮里,“大企业引领”的特点也很明显:推出ChatGPT的OpenAI背后是微软,推出PaLM 2大模型的是谷歌,推出Llama 2大模型的是Meta,推出Olympus大模型的是亚马逊……这些企业都是美国科技界的名片。与美国相比,中国的这类大企业还是不够多。

接下来,更注重大企业在产学研中的价值,是硬科技攻坚的应有之义——大企业有大贡献:它们搭建开放的数智化平台,能赋能更多企业,演化出“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的集群化创新能力,形成创新链条;有的大企业还会大手笔支持基础研究,如华为就提出每年投入30亿到50亿美金用于基础理论研究,腾讯推出了科学探索奖、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这有助于激发原始创新、做大创新生态,让更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从中受益。

而每次科技革命到来时,大企业跟中小企业更是可以在“你建生态,我进生态”中一起做强,抓住这里面的洗牌机遇,有些初创企业也能快速成长为大企业。前些天,雷军回母校武汉大学豪捐13亿,他创立的小米进入世界500强,就只用了9年时间;拼多多从创立到市值一度超过阿里,也只用了8年多时间。

现在我们就正处在这样难得的机遇窗口期,注重产学研融合,发挥大企业在数字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大中小企业形成创新生态,是撬动中国数字科技更大未来想象空间的不二途径。

03

数字科技发展,需要产学研融合,还需要软硬结合。

近几年,“云网边端一体化”的概念被提及的频度越来越高,究其指向,就是要“软硬结合”,让硬件技术与数字科技有机嵌合产生“1+1>2”的效果。

发展AI大模型需要芯片与AI的软硬结合,将AI大模型的技术能力用在产业上,同样需要生产设备与AI能力的软硬结合。

上个月,华为联合行业伙伴全球首发的矿山行业全系列智能安全单兵装备,包括基于Mate 60 系列打造的矿务通、矿安表、骨传导耳机等,就在某展会上亮相。用盘古大模型的能力用在助力矿井智能化建设上,也锤炼了其在垂直应用场景中的实用性。

无独有偶,腾讯与三一重工合作、百度与华能集团合作,分别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区实现了远端矿用卡车实时操控,也都是“软硬结合”的体现。

当华为云Stack让矿企焦化配煤、重介选煤等环节实现全自动,当基于5G和腾讯实时音视频(TRTC)技术的腾讯云远程矿车解决方案让矿企可对车辆进行低时延一对多集中远程实时控制时,这提升的不只是生产安全与效率,也是数字科技的场景适配能力。

数字科技的“硬”与“实”,就反映在这些应用场景当中。

需要强调的是,数字科技的价值所在,就是“助实”。数字科技突破,常会经历“从0到1”后再“从1到N”的过程,“1”是否有价值、可复制,就得看在具体应用场景中的落地应用效果。唯有可落地、能助实,数字科技的发展才能打通“研发-应用-继续研发”的正向增强回路。

而未来的数字科技竞争,也是技术落地能力的比拼。拿AI大模型来说,大模型要想走远,跟应用场景深度结合是必由之路,所以会Chat之外还要长“眼”长“腿”长“脑”,比参数规模不如比落地效果。

这些年来,中国互联网在社交、电商、本地生活等领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这背后就是中国超大消费市场里有海量细分场景,让模式创新有了落地空间。

在AI大模型成大国科技竞争前沿的今天,国内大模型要想超车,也得把握住丰富应用场景的优势——不论是300多万个工厂、2000余万亩田地,还是大量消费场景,都为AI大模型能力提供了大量的试验田和孵化地。

说到底,数字科技发展,需要在应用场景中显其“硬”、彰其“实”,也用落地效果作为迭代优化的依据。

04

几年前,迪伊·霍克说:我们正好处在一个历时400年的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正冲破阻力而来这样一个时刻。

从科技发展维度看,“AI的iPhone时刻”已至,就跟他的判断形成了某种呼应。

在AI开启的新纪元里,“得AI者得未来”的孪生句式是“数字科技强,则未来强”。

对中国而言,继续做强数字科技、做优数字经济,也是抢占新一轮技术革命制高点、提升未来竞争力的必选项。

回看过去20余年,数字经济已成中国经济向新而兴的强动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动机的数字科技,赋能了传统产业转型,催生了新业态新模式,让很多生产基地变成了黑灯工厂,让许多田地加载了智慧农业图景。

而今,国际竞争态势与AI爆发趋势正为数字科技发展带来更多挑战与机遇,在此形势下,认识到数字科技也是硬科技,将其置于应有的战略梯级上,以开放心态、笃定姿态拥抱数字科技创新,助力数字科技落地,鼓励头部数字科技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更是应然之举。

这其中,支持大企业领军大研究,是硬科技发展更有“数”的要义——大企业、大研究、大突破中的“大”,往往是正相关的。

从长时段历史看,着眼未来推动数字科技实现“大突破”,面向的与其说是“彼时彼刻”,不如说是“此时此刻”——毕竟,未来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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