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调查源于年中一次偶然的走访。
国家统计局的一项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群规模达2亿。就业，是这一年很多人胸中的块垒。“孔乙己的长衫”“35岁现象”……舆论涌现出了不少就业相关热词。
在这样的局面下，社会各方也都在积极为就业献策献力。
8月在互联网公司的一次走访，为我这个就业研究人员打开了一个新天地。该公司的国民级应用专门有一个就业小程序，从发布至今已促成超过千万的就业匹配。
在这个频道里，求职者可以一站找到大量附近的工作、日结的工作、兼职的工作，也可以依托地图找工作和看直播找工作。里面还有一系列的对灵活就业人员非常友好的数字化小工具。
这是我一直期望看到的找工作模式：国民级应用，加上各地区或各行业专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商生态，加上各类本地化的灵活就业岗位，这样的模式既利用了平台覆盖用户（劳动者和企业）的广度，也充分发挥了地区服务商的专业性和本地的深度优势，同时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经验和地理位置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
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各行各业都在发生的数字化，对灵活就业这个领域在产生什么影响。尤其是在就业市场上相对弱势的零工群体——这些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人，他们在现今的就业状况下，过得怎么样？
扑面而来的数字化浪潮到底是加剧了马太效应，让跑得快的更快，慢的更慢了，还是在帮助了那些走得慢的人，让他们能迎头赶上。
为了寻找答案，我和小伙伴成立了课题组，一起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先后走访了深圳、杭州、郑州和北京四座城市的零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市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兼职就业者、大龄农民工、短期工、日结工人、进厂年轻人敞开心扉交流。
我们在深圳龙华、杭州下沙、郑州南三环和郑密路交汇口等久负盛名的传统零工市场，感受数字浪潮下，零工市场的冷暖和变化。
零工市场
零工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其所涵盖的群体规模庞大，类型多样，基本特征是工作安排灵活，工作持续时间不确定以及非标准的工作关系。零工对应的人群有临时工、日结工、短期项目或短期合同工、兼职工作者等。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城市劳动力市场就出现了外来人员的零星务工。1993年开始的下岗潮，推动了大批量零工出现，发展成内生于本地劳动力市场的组成部分。
之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加速，又进一步推动了零工聚集于特定区域，形成零工市场。现在，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两个数得出来的零工市场，如上海的车墩、昆山的中华园、深圳的龙华、杭州的下沙、郑州的郑密路和南三环交汇口、成都的二仙桥、青岛的崂山路等。
传统的求职模式中，零工聚集于线下零工市场，用长时间等待，换取短期工作机会。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线上零工市场也开始出现。
线上零工市场的出现主要依托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生态。社交媒体群是常用的线上组织方式之一，招工方会在群里发布日结工、短期工工作信息，劳动者在群中获取信息并联系招工方。
还有一些小程序依托平台数字生态，例如支付宝的就业小程序，再如一些更加垂直的——主要发布建筑类岗位的鱼泡网成为了建筑类零工常用的工具。
线上零工市场的出现推动了零工市场的分层。一部分善于使用数字工具，有数字化能力的劳动者可以获得更多优势；另一部分劳动者尚无法使用数字化工具或不愿意用害怕被骗，依然通过线下的方式使用传统模式找工作岗位，这样的劳动者占多数。
目前，大部分零工市场的劳动者还是习惯于线下找工作的模式。从我们走访的情况来看，目前行业平均的招聘比例是线上30%，线下70%。一些数字化转型较早的人力中介已经能做到线上40%～50%。
传统线下零工市场是被动的零工市场。零工劳动者被动等待工作机会到来，等待被雇主挑选。这样的找工作方式成本很高。笔者调研时走访的几个零工市场中，早晨3～4点就开始人声鼎沸，一直到晚上8～9点，几乎全天都有人等待求职。
数字化加持，让线下被动的零工市场可以转变为线上主动的零工市场。在线上，劳动者可以在不同雇主发放的不同条件的岗位中主动挑选，可选范围、岗位数量和信息传递速度都大大增加了。
一些就业小程序已经能够实现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可以将合适的岗位信息推送到劳动者手中，使得零工市场变得更为主动。随着数据积累，零工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工作偏好、工作地点偏好等信息会不断积累，劳动者画像会更加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模式可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更加精准的人岗匹配功能。
采访中我们发现，越是年轻的劳动者群体，对数字化求职方式的认可度越高，相比于80后喜欢在门店求职，90后更多通过线上。
尽管数字化推动了零工市场的透明化发展，但不少劳动者使用线上零工市场找工作时依然担心上当受骗。如在社交媒体群中，有人故意发布假用工消息，等劳动者到了地址后打电话就没有人了。劳动者也担心线上的信息不准确。
一位大伯反映，有平台“在岗位少的时候把岗位反复挂出来，我一打电话，人家说这活两周前就干完了”。可见，线上零工市场要在零工群体中进一步发展，需要做到更加规范、高效，才能促成更多劳动者从线下转到线上。
岗位与工价
调查期间我们发现，2023年零工市场的整体需求都呈现萎缩状态。四座城市的日结劳动者都反映2023年零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比2019年差很多，甚至比不上疫情封控期间。
郑州市的建筑工地许多都停工了。在郑州的零工市场，高峰时期曾有数千人在这里寻找工作。已经为农民工提供了一年免费午餐的郑州八哥说：“今年上半年，每天中午前来领取餐食的人数为700～800人，但目前已经减少到400人左右。”
据此判断，一部分劳动者今年已经提前返回老家，而往年这样的现象通常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
笔者调研的11月份属于淡季，有一些劳动者已经一周多没有找到活干了。好消息是，深圳龙华和杭州下沙的零工市场上，年轻人进厂的机会在9月份基本企稳，是否继续恢复还有待观察。
我们推断，明年各地零工市场中的大龄农民工会更难过，因为建筑行业有可能进一步萎缩，能提供的岗位将进一步减少。
岗位供给之外，劳动者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价。
调研期间我们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竞争压力加大，政府监管力度加强，劳务中介市场越来越规范。再加上很多人力资源机构，都在各大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等综合平台直播招聘，劳动者可以轻松比价，市场的价格透明度也越来越高。虚报价格、承诺工价不给到位的情况越来越罕见，坑蒙拐骗的黑中介，已基本被挤出市场。
劳务中介介绍的进厂工作一般都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部分工厂放宽至45岁。但年龄更大的劳动者，除非有一技之长，否则很难进入制造业企业从事短期的普工工作。进厂工作的日工价随行就市，完全由市场力量决定的。
在我们调研期间，龙华和下沙进厂的日工价大概在220～250元，小时工价在27元左右，并且要求劳动者干满一段时间。当然，劳务中介也介绍长期工，也有一部分劳动者是在零工市场通过劳务中介进入企业做长期工作。
零工市场的另一类岗位来源就是日结工作，主要以建筑、装修类工作为主，此外还有各种杂活。日结工作的工价比进厂稍微高一点，但不稳定，在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能干20天。
年龄超过45岁的劳动者，如果没有相关技能，只能被迫选择做日结工。大部分零工市场的劳动者更看重眼前的收益，因此日结工更高的工价对他们而言，比进厂上班的社保缴纳或收入稳定更有吸引力。
劳动者对于工价高度敏感，也在随时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行情进行预期管理，调整对工价预期的判断。例如安联人力的一份招聘海报显示，在2023年1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间，工价在11月和12月都是27元，但条件是11月需要发薪日在职，不在职按20元/小时；12月月底在职按纯工价，不在职按20元/小时计薪。如果劳动者自己离开就无薪资结算。
宏观来看，工价变化的历史，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2003年到2015年，工资从1000多涨到了5、6千，但是同样进厂打螺丝的活，到现在还是5、6千，这么多年都没有涨”。劳动者所感知到的工价增长最快的阶段是入世后到2015年左右，这一阶段中国加工制造业企业飞速发展，房地产行业如火如荼，大量岗位涌现，“招工难”的现象延续了多年。
但劳动者反映，工价的增长趋势到2015年左右就基本停滞。2023年，一些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再次出现了找工作要向劳务中介交费的现象。调研期间，劳动者原本预期今年双11期间的工价能像去年一样到300元/天，但发现其实只有平均220元/天左右，涨不上去。
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劳动力供给水平、项目开工情况等构成了工价的决定因素。在我们调研的阶段，郑州的工价大概在160元/天左右，低于杭州的220元/天，也低于深圳的240元/天。
两天后我来到宁夏的中卫市调研，“400元一天都找不到人”，当地的企业家抱怨高工价依然找不到做建筑杂活的零工。我想这两座城市的工价差别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厚度”不同。
女性并不是零工市场中做日结工的主力。四座城市每个零工市场中，接近90%的都是男性。因为大部分零工工作任务需要消耗体力，因此体力较弱的女性工价要低于男性，在工作内容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工资大概低20%～30%左右。
大龄女性相对于大龄男性而言，就业的范围更广一些。除了体力类工种外，女性可以从事家政、保洁等工作，市场需求较大。而大龄男性如果缺乏技术，就只能从事建筑、装修中的体力类工作。有技术的工人工价要高于非技术的工人，具体的差距要看岗位不同。
大龄农民工市场
当中产人群在为35岁现象焦虑之时，在劳动力市场的边缘，还活跃着规模不小的超龄农民工群体。
郑州市南三环和郑密路交汇口的零工市场，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震撼，扑面而来的上千名农民工聚集在此找活。从凌晨3点开始，就有找活的工人陆续聚集于此，早晨四五点就已经经历了当天的第一次人流高峰。早晨7点，仍然有上千人聚集在现场。人群嘈杂的交谈声掩盖了周围交汇的两条交通主干道的车流声。密密攒动的黄色头盔提示着这个市场上，大多数工人都在等待着和建筑业相关的工作。
靠近马路的人群突然局促地挤在一起，两位骑着电动车的美女要招两个工人去清理办公室，搬桌子和办公用品，4小时左右，工价80元。人群中争抢起来：“我去……我去……我有电动车”挤在一起的十几、二十位农民工老伯，下至50多岁上至70多岁的，渴望被选中。两位大哥在人群推搡中抢到了活，人群又恢复了平静……
建筑业的不景气，是眼下大龄农民工难以找到活干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建筑工地对60岁以上农民工的清退令，也使得很多雇主不敢再雇佣高龄农民工，使得工作的可选择范围急剧缩减。
如果干不了建筑，那就只能选择干环卫工，可以干到65岁，每个月工资2500元。到65岁就不能干环卫工了，届时只能干园林，栽花除草的活，每个月工资就降到了2100元，一下少了400元。可是，再往后呢？对大龄农民工来说，最大的诉求就是获得工作机会。
尽管绝大多数家庭的情况是子女在金钱上补贴老人。但是，超龄劳动者来到零工市场，就意味着他们需要这份工作来赚钱谋生。很多大龄农民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甚至有些人还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需要为子女还贷。这种“年龄-工资倒挂”的现象并不鲜见。
比如，访谈中的一位中年大叔，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工资是4000元/月，而他自己做水暖工，旺季的时候薪资能够达到7000元/月。在杭州下沙访谈的一位大姐，在工地干活一个月大概5000～6000元，儿媳妇在贵州老家带两个孙子。如果大姐在家照顾孙辈，儿媳妇在当地只能找到2000元左右的工作。因此形成了目前的“年龄-工资倒挂”现象。
对于大龄农民工这个群体，数字化似乎难以派上用场。我们观察后发现，即使在大龄农民工群体内，还是存在数字化水平的不同。数字鸿沟在大龄农民工和中年农民工之间很明显。50多岁的农民工可以使用社交媒体、鱼泡网等数字化手段搜寻工作。但60多岁的农民工使用数字化手段的能力就很弱了，很多人甚至不使用智能手机，或者没有手机流量。所以依托手机端的求职平台对于这部分年龄的劳动者来说，没有作用。
当然也有专业的服务商，在想办法解决大龄农民工不会使用手机或数字工具的问题。杭州的超上乐聘为不习惯智能手机的劳动者开发了超大屏幕的硬件设施，这些安置在公共就业服务中心、街道社区办事中心、物流园区等场所的硬件设备，相对而言要比手机的操作更为简单。
超龄劳动者应该成为未来劳动力市场政策关注的一个重点。我国劳动力平均年龄已经到达38.8岁。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劳动力市场政策也要适应超龄劳动者不离开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现在的部分政策对超龄劳动者并不友好，例如建筑工地对60岁以上农民工的“清退令”政策。不仅如此，这样的政策影响还在相关行业蔓延，很多并非建筑业的雇主害怕不符合“清退令”要求用工而拒绝超龄劳动者。
弥合不同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也是零工市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必须课，特别是定位劳动力市场兜底功能的公共就业服务，更应该在建设零工市场时注意50、60岁以上不熟悉智能终端使用的群体的需求。这部分劳动者依然是灵活就业群体中较重要的一部分群体。
渐行渐远的“三和大神”
2003年，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成立，距今已经20年了。2022年12月24日，三和人才市场搬到了位于龙华区龙华街道的深圳市龙华汽车站。三和人才市场的“三和大神”现象曾引发大量关注，学者们撰写了大批论文解释三和大神存在的原因，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意义。人们也在各地的零工市场发现类似于“三和大神”的现象。
“三和大神”是劳动者中的“丧失信心的工人”，指的是那些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而放弃积极求职的个体。“三和大神”还形成了群体的独特亚文化。他们倾向于在群体中寻找归属感和安慰，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行动。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不愿意接受政府或其他组织的救助。他们在经济压力下会选择工作，而不是依赖外部援助或同情。他们不愿意被社会凝视，他们拒绝被描述为好吃懒做，露天睡觉，无家可归的人。
“三和大神”不是流浪汉，他们依然是劳动者，只不过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有意思的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在劳动力市场的这样一个位置，并在社会不解的注视中“怡然自得”。
换句话说，“三和大神”自己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三和大神”并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没有规划，相反，他们对工作和生活计算得非常精确。“三和大神”的经济基础是日结工，“为什么这些‘大神’只出现在工业区附近？”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找到工作。他们对于生活位置的选择，对于工作收入和消费支出的计算体现了他们仍然是理性的。
“三和大神”的来源很复杂。一部分劳动者是沾染了各种不良嗜好，被迫陷入“三和大神”的境地。另一面来看，“三和大神”群体能够主动选择这样一种存在状态，也是经济繁荣、劳动岗位供应充足的结果。
不过，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市场竞争、政府协调、数字化转型、劳动力结构变化等系列因素推动零工市场透明化、规范化发展，“三和大神”亚文化现象已逐渐式微。
首先，他们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此前，珠三角地区对于三和零工市场的招工需求比较强烈。“三和大神”能够就近工作，并且基本上能“干一天休息三天”。而现在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布局整体在向外迁移，转移到东莞、佛山等地。为此，三和零工市场的劳动者往往需要坐车去其他区域的工厂至少工作两三天，然后再次被送回来。因此，“三和大神”的工作模式被迫发生变化。
第二，政府部门也在不断规范零工市场。比如深圳在零工市场引入许多规范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替工厂招聘长期工，因此日结工岗位供给越来越少，导致“三和大神”找工作的模式发生了变化。
第三，原来位于龙华区的三和人才市场已经搬迁至龙华汽车站附近。周边的住宿、餐饮与曾经的三和相比，全都发生了变化。比如，当时三和人才市场有大量十几元一晚的日租房、吃饭也很便宜，但在龙华汽车站附近，生活成本更高。在这些成本因素影响下，“三和大神”的生活模式没办法延续，只能选择离开。
“三和大神”的渐行渐远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经济发展对于普工、蓝领类工人需求，至少在深圳是越来越少的。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迭代意味着未来需要更多有稳定职业预期，和长期技术、经验积累的技能劳动者。“三和大神”乃至整个日结工群体的岗位要求会逐步提高。
尽管“三和大神”的现象已经式微，但丧失信心者群体依然值得重视。现在社会关心的劳动者“佛系与躺平”，一部分就是丧失信心的劳动者。这部分劳动者群体往往经历了长时间失业，因而不再积极寻找工作。因为他们不符合失业的定义——即处于没有工作、积极寻找工作并且立即可上岗的状态，他们常常不被包括在失业统计数据中。
后记及一些思考
我们的这次调研中，遇到了各种类型就业群体：丧失信心的工人（“三和大神”）、兼职劳动者（宝妈）、超龄劳动者（大龄农民工）等等，他们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时刻有可能主动或被动地离开劳动力市场，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这个人群的勤劳和不屈不挠，以及政府、社会、企业各方为了让他们更好进入劳动力市场所做的努力。
整体来看，数字化虽然在零工群体中起的作用还有待提升，但其价值已经显而易见，并开始愈加得到各方重视。一言以蔽，数字时代正欢迎着这些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人。依靠数字化转型，将更多劳动者纳入劳动力市场，为他们提供求职和工作的便利，是零工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是解决灵活就业者现实需要的重要途径。
我们看到，政府的公共就业服务在劳动力市场上起着兜底作用。公共就业服务不是去替代市场化的服务，而是为在市场中获取信息较为困难的劳动者和企业提供必要的帮助。例如，中小企业无力支付人力资源中介的招聘成本，或招聘的人数较少，没有必要依靠中介招聘，那么可以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挂出岗位；如果劳动者是就业困难群体，依靠自身力量较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立足，可以寻找公共就业服务的帮助。如果劳动者觉得人力资源中介不正规，希望找到有政府背书的靠谱的岗位，也可以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职。除此之外，政府也开发了必要的公益岗位，为就业能力较弱的劳动者提供帮助。
不同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采取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努力。例如，深圳市龙华区就业局把自己的服务放在了龙华劳务市场最一线的位置。杭州富阳区的零工市场采用和app共建的方式，依托本地服务商提供岗位信息开拓和运营工作。
培训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共产品，特别是市场通用技能培训，更适合由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深圳龙华区对符合条件的人力资源中介机构颁发培训资质，这样这些机构就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证、劳务派遣证、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备案证三证合一，以后培训人、招聘人、输出人形成连贯的链条。
各地方政府建设零工市场过程中也重视数字化平台的作用。深圳、杭州等政府都在开发政府免费的招聘小程序。对于政府构建数字化零工市场，社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认为不适合零工劳动者实际情况。
但从调研实际看，政府推动的数字化零工市场可以做出大作为。如一些本地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像我们走访的智鸟工作、超上日聘通过app就业频道，服务更大范围和劳动者，就可以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下降，原本因为利润太低而无法实现的灵活用工模式就能转变有一定利润的商业模式；有一些技术，比如使用智能合约和区块链技术来自动化合同执行和增强交易记录的不可篡改性，可以更好保障用工规范性。
但政府公共就业数字化项目的一个长期的弊端是重开发、轻运营。由于缺少长期营销手段，政府数字化平台的覆盖范围增长缓慢。此外，数字化平台要投入日常使用就需要日常运营，这对于政府公共就业服务也是不小的压力。
结合政府与市场的力量是目前的一条解决途径，例如政府可以利用数字化平台的力量，培育或依托人力资源服务商在现有大型平台上搭建线上的零工市场。
可以预见，各类数字工具、数字平台或“国民级平台应用+人力资源服务商生态+灵活就业岗位”这样的数字化零工市场模式会不断深入发展。当然，仅仅有工具还是远远不够的。
提升零工市场的发展质量，需要在政策上做更细致的设计，调整现有劳动法律体系中不适应零工市场发展的内容。需要在社会心理方面扭转对灵活就业的看法，正视这样的模式也是满足劳动者和企业所需要的。需要继续加强对零工市场的研究和关注。
最后，请允许我用一个故事作为结尾。
上野公园是东京著名的公园之一。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上野公园曾经是日本农村劳动力进入东京市场的集散地，是东京的“零工市场”。从这个意义讲，上野公园的地位和深圳的龙华、杭州的下沙相似。
上野公园的零工市场功能持续了数十年，随着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劳动市场的变化，才逐渐减弱。那些经由上野公园，从日本乡下种地的农民，转变为东京汽车维修厂的工人，转变为在东京都市扎根的市民，每年都会扶老携幼、携妻带子返回上野公园，重拾青年时代从农村跨入都市的回忆，抒发思乡之情。他们对上野公园充满了感情，因为上野公园是他们都市梦想开始的地方。
这样的情景，我们的未来也一定能够实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作者：张成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