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冯叶
编辑 |刘景丰
2023年3月，美国当地时间23日上午10时，华盛顿国会大厦里，一场最受中国科技企业界关注的听证会正在进行。
会议上的核心人物，是40岁的TikTok CEO周受资，另一方则是由52名众议院议员组成的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团体。
在这场主题为「TikTok：国会如何保护美国数据隐私和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伤害」的听证会上，52位议员花了5个小时，向周受资发出了超200次提问。
尽管这场充满了“假想敌”“莫须有”式的听证会被许多人称为政治作秀，但大洋此岸的国内，一股情绪正在蔓延：
“我当时就观察到，朋友圈一二级市场投资人都在转这个事情。转发的频次，就像梅西夺冠那天晚上的感觉。”一位投资人告诉霞光社。
这场听证会几乎是针对TikTok的公开“处刑”。事后，TikTok在美国的发展节奏也受到极大影响。而所有布局海外的中国大型企业，也都开始重新审视一个并不算新鲜的概念——ESG。
环境、社会、治理，这些概念看上去虚无缥缈，却会真正影响一家企业的发展进程：轻则伤筋动骨，重则生死攸关。
早在2004年，联合国前秘书长Koffi Anan就曾邀请20家金融机构共同编写《Who Cares Wins》报告，并首次提出ESG概念，指出企业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综合表现构成了其核心管理能力。
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中国企业仍屡次在ESG上“栽跟头”——从TikTok听证会，到SHEIN因环保问题被绿色组织点名。这些案例正在告诫出海企业，当下，ESG是必做的命题，不能再被忽视。
12月19日，在潮起·奔流——2023全球领航者大会上，霞光智库与着陆TouchBase共同主办“ESG与国际化未来”主题分论坛，来自全国律师协会、伦敦发展促进署、中关村产业研究院的多名嘉宾就高质量发展与ESG国际联动等话题进行了探讨。
ESG所关注的气候变化、人本主义、隐私安全等，是需要付诸实质行动的命题。它们关乎长期主义、价值理念，也关乎整个世界的未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听证会风波后，TikTok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9月15日，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DPC）宣称，TikTok在儿童数据安全保护方面违反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要对其罚款3.45亿欧元。
DPC指出，TikTok违反的规则包括：儿童用户的个人资料默认为公开，这会给13岁以下的儿童用户带来风险；“家庭配对”设置允许非儿童账户与儿童账户配对，但TikTok不能验证配对方是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等等。
与此前听证会强调的“数据隐私”议题相同，这笔罚款也聚焦于ESG的S（社会）领域。并且，这是TikTok发展以来收到的有关数据隐私方面的最高罚款。
TikTok不是个例。
作为唯一上榜“全美2023年十大增长最快品牌”的中国企业，SHEIN也吃过ESG的亏。
去年10月，SHEIN母公司Zoetop被美国纽约州罚款190万美元，原因是“未能保护好用户数据，导致数据泄露，并试图淡化其影响”。
此前，世界地球日官网曾喊出“快时尚，过时了”（Fast fashion is out of fashion）口号，直指快时尚品牌的环保问题——这正是快时尚品牌的隐痛。琳琅满目的款式背后，既有生产端的碳排放、污水排放问题，也有库存积压带来的废弃物处理痛点。
外网调侃SHEIN的ESG问题已经“火烧眉毛”。
SHEIN曾多次被环保组织点名批评。欧洲新闻电视台（Euronews）曾报道，德国绿色和平组织在分析了SHEIN 的47种服装后，发现其中15%的“危险化学品”含量，超过了欧盟监管限制，而这些化学品会影响消费者健康。
此外，困扰SHEIN的还有劳工工时过长的问题。有专业人士分析称，这些负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SHEIN的IPO进程。
企业在海外遭遇罚款和经营影响只是事后的教训，事实上，这些案例暗含着更深刻的变化，即全球各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理念正在转向。
2019年，欧盟委员会首次提出征收碳边境税设想（CBAM前身），随后，欧盟便公布将CBAM列入立法议程。
今年10月1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全球首个“碳关税”启动并进入过渡阶段，2026年1月1日正式起征。这意味着，2026年前还未建构好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的企业，可能会面临高额关税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直接失去进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
不仅是环保领域，欧盟对ESG的整体发展都进行了调整与梳理。去年11月底，欧洲理事会通过《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比起此前沿用8年之久的《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CSRD对企业的ESG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核心变化之一便是指令覆盖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指令表示，企业须在其供应链环节识别有关ESG的各项活动和风险，披露范围涵盖了任何与欧盟存在贸易关系的部分非欧盟企业。
常年对接中国企业的伦敦发展促进署大中华区负责人赵冰冰，也观察到了市场的变化。在经手三百个成功案例后，她发现这些企业的观念已经在转变。“之前我们会提醒企业注意招聘广告和活动中的歧视问题，以及环保要求，但企业更主动向我们咨询了。”她还提到，国内的ESG评估体系多对上市企业提出要求，但在伦敦，“酒店也好、电影院也好，都需要满足或者尽量减少碳排放的要求。”并且，基金方在选择企业投资时，也会依据ESG体系进行评估。
过去，人们习惯将ESG视为是发达国家的“政治正确”命题；但现在，仍处发展中的中东、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也在积极关注ESG领域。比如：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已出台政策纷纷要求上市公司履行ESG披露义务；阿联酋已宣布在未来7年内投资54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并承诺向非洲的气候倡议提供450亿美元的融资。
中关村国际孵化器国际化总监李志丹在帮国内企业对接新加坡市场时，观察到新加坡科技发展局对企业提出的问题与ESG强相关，“其中的一个问题是问他们的业务对当地的环境有什么影响，还问他们能够给新加坡当地员工提供哪些员工福利。”李志丹还提出，她在与国外科技园区、创新中心等机构进行合作交流时，对方往往关注“双方合作是否对当地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以及是否对当地社区和全球生态环境带来益处。”这也直接说明了中企出海布局ESG的重要性。
ESG相关措施的推出重新塑造了中企出海的聚焦点，也喻示着国际理念的转变。从合规的角度来看，ESG已经成为企业出海的必答题。
2021年，“双碳目标”被明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ESG曾短暂进入热潮期。
腾讯、阿里等企业开始披露ESG报告，伊利推出“零碳牛奶”“零碳冰淇淋”。巨头带头冲锋，但中小企业的步伐依旧缓慢。潮水退去后，人们会发现大部分公司对于ESG的认知仍停留在概念层面，与海外的ESG发展进程存在巨大差距。
能链ESG及碳中和事业部总经理翟宇博在实践中观察到，“很多部门的ESG要不就是公关团队在做，要不就是IR的团队兼做，这样可能会导致大家对于ESG和本身业务价值的联动非常割裂，最后只是形成了一本ESG的报告，但并没有发挥ESG对于企业的真正价值。”
许多企业交出的报告甚至无法达到及格线，只有数据足够“漂亮”。
华夏认证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事业部副部长洪丹丹对此表示，“数值可以用很多方法计算，可以用年产值来算，也可以用人均来算，甚至可以用增加值来算。总之，不管企业什么样，ESG报告都可以做得很好看，但这实际上是一个数据运作的问题，并没有帮助企业成长。这个报告在内行人看来就是什么都没有，很空。”
这种模式会导致企业的ESG理念无法与业务发生联动，它仍然脱离于公司的核心业务体系之外。
以服装工厂为例，如果ESG理念无法以具体形式——如使用更环保的服装原料、使用减排设备落实于生产环节中，那么ESG不过是一纸空谈。
此外，国际上对ESG披露标准和评级标准不统一也是导致出海企业无法顺畅搭建ESG体系的原因。
目前，国际上较为推崇的披露标准来源包括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 （ISSB）等，但具体到国家地区，又有所不同。“如果是港交所上市，或者是新加坡上市，就有单独的披露要求。”洪丹丹说。
并且，各行业在推出标准时，会更多考虑自身行业特点。比如能源行业的ESG标准，就无法完全适用于服装产业。
不仅如此，细分到碳市场的标准也鱼龙混杂，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需要”选取标准，“很多企业种两棵树，就宣传自己（践行）碳中和了。”洪丹丹说。这会导致行业的整体混乱，也会混淆公众对于ESG的认知。
尽管“尝鲜期”可以看做是企业对ESG的试水——这意味着不成熟的行为还有被容错的空间，但随着出海进程的加快与国际理念的转变，可以看到，留给出海企业的时间不多了。
从宏观层面来看，出海企业想要构建ESG，要先从专业化开始。
这意味着企业内部不能再将ESG视为商业之外的产物，而是要建构专门的ESG委员会，对ESG体系和标准进行完整且全面的梳理。
一个在大企业中已不算罕见的现象是：由企业最高负责人牵头发展ESG。今年3月，京东成立ESG委员会，由刘强东担任主席；此前，张勇在任阿里巴巴CEO时，更将推进ESG和共同富裕两大社会责任战略作为自己的7个OKR之一。
其次，ESG的三大领域需要均衡发展，缺一不可。长久以来，企业对ESG的理解更多停留于E（环境保护、碳中和）等命题上，对S（社会）和G（治理）领域的重视度不够，TikTok因数据隐私问题引发的巨额罚款便是教训。
现在，TikTok已经用行动表示了重注ESG的决心。今年12月1日，TikTok发文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投资超过120亿欧元，用于推进一项名为“三叶草项目（Project Clover）”的计划。据悉，“三叶草项目”主要针对的便是数据安全问题，TikTok将在欧洲成立三个数据中心，并在专门的数据治理策略基础上对用户数据进行进一步保护。
至于最大的痛点——ESG如何落地，最好的方式或许是与业务联动。
被环保组织多次点名的SHEIN痛定思痛，给出了一个可参考的范式。
2022年初，SHEIN首次发布ESG报告。一个最大的变化是，SHEIN对供应链体系有了新要求，对公司的服装加工及仓储供应商，要查验有无消防违规、违背环保理念、工作时长过长、童工雇佣等问题。
这算是将ESG理念融入其发展的第一步。
此后，SHEIN又与公益组织Or Fundation建立合作，期望能建设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模式，减少服装生产及销售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据悉，SHEIN旗下新成立的绿色品牌evoluSHEIN产品均使用再生纤维制作，这也是快时尚品牌中为数不多的案例。
不过，SHEIN的ESG之路仍然道阻且长。据报告披露，从2021年到2022年，SHEIN的总碳排放量从604万吨上升至917万吨，SHEIN认为“这源于业务的强劲增长，SHEIN正处于缓解之旅的开始”。SHEIN还对此做出承诺：到2030年，把供应链碳排放减少25%。无论如何，大众都感受到了SHEIN的决心。
当然，中企出海的ESG仍在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也面临诸多执行层面的困境。比如：ESG理念的业务联动需要多方协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领导层、内部ESG委员会、业务线负责人，乃至末端的工厂生产线，这绝非易事；国际披露标准要求企业划定明确的碳中和目标以及执行路径，这意味着庞大的计算量和人力成本。
对此，凯捷中国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负责人张绍光认为，从投资者角度看，ESG绝非立刻就要交出完美答卷的命题，“（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还是在于企业的成长性和潜力，期望看到企业未来能在ESG上走多远。”这与ESG本身强调的可持续发展、长期主义理念匹配。
跳出具体的措施和规定，纵观企业ESG发展路径后，最重要的或许还是“企业不能再将ESG视为自己的负担。”盈科国际创始合伙人杨琳在大会上的观点直击了企业的痛点——因为，从ESG概念诞生到现在，有关于它的争议从未减少。
马斯克曾在推特上公开抨击，“ESG是魔鬼的化身。”“ESG是一个骗局。它已被虚假的社会正义战士武器化。”
还有不少ESG反对者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盈利，而ESG会消耗大量时间与精力，反过来束缚公司的发展。
这背后的冲突或许可以归结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前者注重效率，认为应当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的有效性，以更好地为人的功利服务；后者注重“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反对者通常会将盈利与长期主义理念对立，认为ESG是影响企业发展的“绊脚石”。
但长期来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仅不冲突，还有可能实现统一。ESG是一项超越商业价值的工作，需要用理念驱动，从“心”出发，但反过来，它也能促进更多社会价值的产生，帮助企业对抗长期风险。
对出海企业而言，ESG是一次自我梳理和“换血”的好时机。一旦实现良好的ESG体系构建，企业便有可能在海外的新一轮竞争中实现领跑，因为生态系统一定会识别出负责任的企业家以及投资者——只是，这就像一场对自己进行的“手术”，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
霞光社还将持续关注中企出海ESG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