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反霸凌写进歌里,虽微弱但有用

比如2020年,随着《说唱新世代》以校园霸凌、女性主义、豫章书院、环保等社会议题赋予说唱竞赛节目新观,也令一众新生代说唱音乐人诸如于贞、陈近南等拥有高传唱度代表作品。
这也是为何,在大部分音乐人作品之中,校园霸凌具有一定的高频率,甚至远比网络霸凌、家庭霸凌等来得更为高频,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音乐传播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与社会整合价值。

作者| 丁茜雯 编辑 | 范志辉

写实的音乐作品,是有声的记忆。

近期,河北邯郸少年被霸凌致死事件牵动着社会舆论,这也间接影响到不同领域的霸凌现象再度被提及。

其中,曾参加过《青春有你》、前The9成员安崎,便陷入疑似在同为AMG女团练习生时期带头孤立霸凌队友的传闻。即便安崎火速“打假”,但抖音博主“聂可以”、文哲等同为当事人的前女团练习生接连“下场”讨要说法的行径,也令这一事件扑朔迷离。

把反霸凌写进歌里,虽微弱但有用

而从社会层面再到娱乐圈,霸凌事件从未消失。哪怕是李玟这般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手,也逃不过职场中的霸凌针对。她与《中国好声音》之间的争议,至今也仍未有明确结果。

不仅如此,除了霸凌议题,校园、职场、网络等各种场景所发生的相关真实事件愈加被舆论关注,音乐人的创作视角也在逐渐更具社会性、现实性。

关于霸凌,TA们这么唱

事实上,以自身经历或是案例作为创作灵感,围绕“霸凌”这一话题写就的音乐作品不在少数,甚至不乏成为治愈悲悯的慰藉之歌。

纵观华语乐坛,蔡依林在2018年所发布的《玫瑰少年》便是如此。这首原是为纪念因举止女性化而遭受校园霸凌致死的台湾学生叶永志,以及为少数人群发声的收录曲,也在当下越来越被看作是反霸凌的警世之作。

而在同一年上映的电影《悲伤逆流成河》也因涉及校园霸凌主题,包括陈靖楠所演唱的同名推广曲、杨芸晴《不哭》,也同样引起诸多遭受或是关注霸凌事件的听众的宣泄口。

同样的,借由多种契机,当下活跃在主流的歌手、偶像也大多以此为主题发声。

像张杰的《你你你》便是讲述自身被霸凌遭遇,而时代少年团《哭泣的游戏》、黄明昊《一人之众》、GNZ48《2024念月29日》等青少年偶像,也以同龄人视角为此推出相关音乐作品,同样引发听众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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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华语乐坛中控诉霸凌议题最为居多的,则是此前属于“地下开花”的说唱音乐。

比如幼稚园杀手、龙井说唱、杨和苏等均有此类作品,最为经典的莫过于2013年台湾说唱歌手小人所发布的以校园霸凌为题材、反映社会缩影的首张专辑《小人国》。这张专辑也在当年入围第25届金曲奖并获得第4届金音创作奖最佳嘻哈单曲奖,其中,《凶手不止一个》以台湾真实事件为灵感,围绕三起学生自杀事件讨论校园、网络、家庭霸凌,直指“加害的被害者,被害的加害者,凶手不只一个,死者不只一个”。

而在同属东亚社会的日韩国家,由于霸凌文化、阶级文化更为明显普遍,也同样成为音乐人关注的创作题材。早在1996年,第一代K-Pop偶像H.O.T的经典出道作《战士的后裔》便将主题放在了以受害者视角讲述校园霸凌,呼吁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

而这种公开揭露青少年现实问题的偶像音乐,也在后来逐渐成为K-Pop偶像风格概念。

比如2012年,NU’EST出道作《Face》便是以校园暴力、孤立等问题为主题,传递“欺凌弱小最无用”的声音;而防弹少年团成员SUGA、RM、JIN以校园霸凌纪录片为灵感,在2013年发布的《学校的眼泪》通过受害者、加害者、旁观者的三层视角,犀利指出“学校也是小型社会”,且学校、老师、父母、社会作为旁观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加害者”。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部分K-Pop偶像作为霸凌事件施暴者的过往频繁被揭露,如今越来越多的偶像音乐选择回避现实主义倾向,即便有所涉及也以“擦边”的方式,并为深入涉及。

比如,2023年EPEX发布的《Full Metal Jacket》,便是近几年罕见讨论批判霸凌危害、毁灭人性的偶像音乐,但也因妆造、MV等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反倒其反霸凌主旨均被模糊化处理。

相比K-Pop大多以激烈的视听情绪向听众传递反霸凌思想,日本音乐人则更大多以充斥着含蓄的呐喊、歌词叙事、较为抽象的比拟,以讲述霸凌。

比如2013年,高桥优以学生时期被欺凌的经历写就的《Candy》便是如此。其在这首歌中讲述被逼吃入“糖果(颜料)”、雨伞被刺洞等故事,而随机不定的鼓音、单一和弦不停重复的紧张感也将歌词所描述的经历逐渐推向“这是首为了不再重蹈覆辙的歌”。

同样的,欅坂46在2017年发布的《周一的早上,裙子被划破了》则以厌学女生的视角,面对无法反抗面对裙子被剪破的恶意,对社会结构和大人发出疑问和表明反对。

另一方面,在种族歧视、宗教毒品、性暴力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欧美,反霸凌题材更为直接常见,且涉及到诸多领域。

比如Shinedown乐队在2012年发布的《Bully》便直截了当呼吁听众反抗恶霸,瑞典歌手Darin在2008年发布的《What If》便以质问大众,“如果你是那个被霸凌的人该如何呼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说唱歌手Logic在2017年发布的专辑《Everybody》则以种族为出发点,讨论各色人种遭遇歧视霸凌的议题,这张专辑也被《滚石》评为“一张义愤填膺的概念专辑”。

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些灰色的经历更是成为了不少音乐人的灵感源泉,影响着当下的音乐潮流。比如以音乐人负面情绪为食物的EMO Rap,便是在XXX TENTACION、Juice World等推动下逐渐火热。

把反霸凌写进歌里,虽微弱但有用

不过,即便音乐人以自身经历来试图影响听众,但同时也面临着被二度伤害的可能性。

早在1999年,Eminem所发布的《Brain Damage》便因讲述其学生时代被霸凌者“Bailey”每天在浴室殴打、虐待,被Bailey以被描绘成恶霸、侵犯隐私提起上诉,并要求Eminem向其赔偿100万美元。讽刺的是,Bailey在接受《滚石》采访时承认霸凌属实,最终也以霸凌者败诉告终。

把反霸凌写进歌里,虽微弱但有用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心理学教授郭锦珠(音译)便指出,霸凌反映了集体主义社会的动态,在这种环境下,同龄人压力在塑造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霸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和反复伤害,而当霸凌作为来娱乐来源,使用的方法会变得更加复杂和恶意,模仿电影场景或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传播”。

因此反霸凌亦或是关乎社会关怀的这些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音乐作品的存在,也就更为重要,“受害者需要支持”。

现实向的音乐作品为何重要?

从过去到现在,音乐往往被看作是陶冶情操、娱己娱人的存在。但同时,音乐也是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艺术载体,这些带有一定批判性、反思作用的视听内容,也令音乐具有来相应的社会教育功能。

这也促使不管是贴近生活化场景,还是批判性、接地气的现实向音乐作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音乐人的代表作,令大多数从业者向探讨严肃话题倾斜,无形之中也担起影响社会舆论、通过音乐表达发声的责任。

比如2020年,随着《说唱新世代》以校园霸凌、女性主义、豫章书院、环保等社会议题赋予说唱竞赛节目新观,也令一众新生代说唱音乐人诸如于贞、陈近南等拥有高传唱度代表作品。

把反霸凌写进歌里,虽微弱但有用

某种程度上来说,承载着社会能量的歌曲,也无形之中助推音乐人成为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更好地发挥其公众价值。比如201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便使用防弹少年团《Answer:Love Myself》作为反霸凌活动宣传,并通过防弹少年团来呼吁每个人都能通过分享爱和善良和结束暴力。

作为特殊的语言信息,音乐具有强大的传播辐射功能。而当社会现实融入其中,这种带有明确倾向的音乐作品也同样被赋予了便捷、通俗易懂的传播特点。在多重媒介的影响下,现实主义音乐也在大众共享的基础上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使得大众通过情感的抒发,进而“唤醒人性”。

尤其是对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而言,其作为音乐消费主要受众,在三观尚未形成之时容易受多方影响塑造完形,而音乐也在潜移默化中带有一定的启蒙作用。这些反映社会现实、情感的作品,恰恰也是能够作为正向引导的“引路人”。

把反霸凌写进歌里,虽微弱但有用

有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韩国两地校园霸凌事件均创下了新高。日本警方更是表示,2023年共计校园恶性事件292起、调查和拘留学生达到404人,其中小学生占据31%、初中生则近47%,高中生为22%。

这也是为何,在大部分音乐人作品之中,校园霸凌具有一定的高频率,甚至远比网络霸凌、家庭霸凌等来得更为高频,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音乐传播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与社会整合价值。

可以说,音乐作为割离不开现实牵扯的一种文化艺术形态,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环境、发展趋势步伐齐平,“移风易俗,莫过于乐”。

正如近些年随着内地女性意识形态崛起,以女性议题为音乐创作的谭维维、于贞等歌手也逐渐被纳入更为大众化的视野,探讨话题也愈加犀利、大胆。比如谭维维在2020年发布的专辑《3811》串联起了11位女性故事,而《小娟(化名)》更是根据大量真实事件改编,为遭受暴力不幸的女性们发声,进一步批判污名化女性的记录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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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关照现实的音乐,本质上也是以乐传递人文关怀、普世的社会价值观,其所产生的道德力量也容易引起受众共鸣,带来一定的思想教化。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是抨击社会事件,还是抚慰某些人群,现实主义音乐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社会凝聚功能。

尤其在当下,随着三年社会剧变的影响,现实的骨感也令大众逐渐减少“理想化”幻想,更加着重于对现实的实际性修剪,简言之便是对生活有了祛魅心理,且大众对于安全感的渴求愈加强烈。

因此,宣泄情绪和表达真我的需求也令大众在音乐消费上急需找到“树洞”。比如在河北邯郸事件被曝光之后,《玫瑰少年》《What If》等具有强烈共鸣意义的相关歌曲评论区,纷纷成为网友为逝者默哀、对加害者施以愤怒,以及对未成年建设表态的赛博交流区。

这种现象也在心理联觉作用下,促使大众不断加深自我暗示。这些音乐作品也承担了一定的浪漫化现实作用,如门德尔松所言,“在真正的音乐中,充满了一千种心灵感受,比语言要好得多”。

把反霸凌写进歌里,虽微弱但有用

归根结底,具有社会意义的音乐作品总归是能够促进普罗大众顺应社会规范,这也是为何公益活动、教育活动等社会化内容都离不开音乐的服务。对于音乐人而言,具备现实主义色彩的音乐创作,也同样是影响听众、参与社会议题的重要方式。

结语

不过,较为有所变化的是,纵观近些年华语乐坛,现实主义题材音乐作品在主流视野中却是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尤其是在以社会题材为主要养分的说唱音乐领域更是如此。在如今的音乐市场上,更加华丽、似是而非的音乐作品逐渐增多。

当然,音乐人有发声的权利,也同样可以做沉默的大多数。

只是就像《凶手不止一个》MV的尾声所引用的2011年台湾校园暴力事件中自杀的学生遗言——“即使消失会让大家伤心,却是短暂的,因为很快就会被遗忘,因为这就是人性”。

不过,我们相信,人性有七天有效期,而音乐却可以是永不消退的“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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