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视圈黑马沦为“仙股”,欢喜传媒也没辙?

以《疯狂外星人》为例,2019年,由于《疯狂的外星人》保底发行收入7亿元,欢喜传媒实现营收8.14亿港元,同比增长366.37%,仅《疯狂的外星人》一部电影就贡献了公司业绩的“半壁江山”。
2016年6月,欢喜传媒发布与王家卫与陈可辛签订协议的公告,二人将为欢喜传媒提供电影制作服务,欢喜传媒分别向二人配股1亿股和1.445亿股,配股完成按照比例估计,两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92%和5.66%。

出品 | 创业最前线

作者 | 冯羽

编辑 | 蛋总

美编 | 李雨霏

审核 | 颂文

中秋国庆档正接棒冷清的暑期档,截至9月15日下午2点,中秋档票房刚突破1亿。

不过,影视公司的阵痛期仍未结束。以名导演和大明星打头阵的欢喜传媒,过去几年一度操盘过不少爆款电影,却在今年上半年摔了“大跟头”。

2024年上半年,欢喜传媒营收实现1.15亿港元,同比下滑91.73%;亏损8905万港元,同比暴跌122.22%。

对比2023年爆款电影《满江红》狂揽超45亿票房,也让欢喜传媒今年上线的项目显得“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在暑期档末期上线的《刺猬》几乎成为拯救欢喜传媒业绩的“稻草”。

然而,上映20多天以来,该影片累计票房1.43亿元,单日票房排名第六,综合票房大盘占比从上映首日的21.3%下降到4%左右,排片大盘占比也从17.1%下降到3%左右,不及上映时间更早的《重生》和《抓娃娃》。

从影视圈黑马沦为“仙股”,欢喜传媒也没辙?

(图 / 电影《刺猬》票房及排片)

客观来看,支撑影视公司的业绩需要爆款电影。但除了暑期档几乎集体爆冷之外,欢喜传媒“名导演+大明星”的组合拳效果似乎也开始减弱。

短视频整活营销依旧,但无论名导演还是大明星,本质上仍然是流量,流量即情绪,而情绪是会流动的。

传统高举高打的大电影套路,正在失效。

1、业绩“过山车”

从今年春节档开始,欢喜传媒似乎就进入“水逆期”。

原本计划在春节期间上映的《红毯先生》由宁浩执导,搭配刘德华主演的全明星阵容,上映首日只拿下4185万的票房,后宣布退出激烈的春节档。

推迟一个多月上映后,该片仍然没能赢得理想的票房——根据猫眼数据,最终电影票房仅为9422万元。

公开数据显示,该片制作经费达2.61亿元,作为主要出品方,不足1亿票房显然不够覆盖项目成本。

据行业测算,此后张国立执导,范伟、周冬雨主演的《朝云暮雨》同样花了近1个亿制作成本,但最终票房仅1881万元。

而8月初正式上映,由李阳执导,张若昀及钟楚曦主演的《从21世纪安全撤离》,无疑是今年以来欢喜传媒表现最好的电影。

截止目前,该影片累计票房为1.11亿元。据机构预测,《从21世纪安全撤离》票房预计超过1.2亿元,按照行业惯例,片方分账票房预计将超过3000万元。

从影视圈黑马沦为“仙股”,欢喜传媒也没辙?

(图 / 淘票票官方微博)

不过一年时间,欢喜传媒就从巅峰跌落深谷。

2023年春节档,由欢喜传媒投资及主控出品的电影《满江红》成为了当年的爆款黑马。电影采用了“流量明星+大导演”的模式,选用沈腾、易烊千玺、张译、雷佳音、岳云鹏等演员阵容,由导演张艺谋坐镇,狂揽45亿票房。

喜报直接反映到年终的财报数据中。

根据欢喜传媒年报,公司2023年收入实现13.33亿港元,较2022年翻了97倍;净利润录得1.59亿港元,而2022年同期净亏损为2.22亿港元。

业绩频繁波动,也意味着欢喜传媒重度依赖爆款电影。

除《满江红》之外,《疯狂的外星人》《后来的我们》《我不是药神》《港囧》等爆款电影均为欢喜传媒贡献了巨额收入。

以《疯狂外星人》为例,2019年,由于《疯狂的外星人》保底发行收入7亿元,欢喜传媒实现营收8.14亿港元,同比增长366.37%,仅《疯狂的外星人》一部电影就贡献了公司业绩的“半壁江山”。

但在2020年之后,随着欢喜传媒的爆款电影减少,其业绩表现也不甚理想。

2021年,公司出品的影片除了《温暖的抱抱》获8.64亿票房,《寻汉计》《热带往事》票房均未破亿,参与投资影片《革命者》票房为1.36亿。不敌电影大年,公司2021年收入也仅有1.58亿港元。

近十年来,除了2019、2020和2023年凭借爆款电影营收超6亿港元之外,欢喜传媒的营收基本在1亿-2亿港元上下浮动。

截止发稿,欢喜传媒股价尚不足1港元,昔日影视公司黑马已然沦为影视圈“仙股”。

2、“消失”的暑期档

今年遇冷的暑期档,给欢喜传媒业绩添上了一抹悲凉底色。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2024年暑期档报收116.43亿,比去年同期下跌了43.5%。如此票房成绩甚至不如2015年的124.31亿元。

一朝回到十年前。

比起十年前电影院里“神仙打架”,如今进电影院的人已经大大减少了。今年暑期档总观影人次为2.85亿,而去年同期为5.05亿。

“没了票补电影票更贵了,而且现在短视频高光切片很多,看过几十秒电影片段就不太想去电影院了。”一位消费者对「界面新闻·创业最前线」表示,“已经好几年没进电影院看过电影了。”

从供给上看,很多疫情前拍摄项目在2023年集中释放,叠加去库存效应,因此爆款也多。

而2021年之后,行业现金流紧张,整体备案投产项目少。据拓普智库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映新片237部,以中小成本影片居多。而缺乏头部影片,直接影响票房大盘。

更为关键的是,近几年火起来的短视频营销往往通过电影内容解密、拍摄高光等迅速拉高观众的期待值,一旦观影后不及预期,就会有被“欺骗”的情感状态,甚至成为观众口中的“诈骗式营销”。

而集中了名导演和流量明星的电影,更是这种高举高打营销策略的“重灾区”,例如过于强调导演和演员阵容,过于迷信导演过往战绩和市场影响力等。

从影视圈黑马沦为“仙股”,欢喜传媒也没辙?

(图 / 欢喜传媒官微)

欢喜传媒出品的《红毯先生》就是明星和名导演的超级组合,整体制作成本超2亿元。其在春节期间也在抖音投放了大量切片素材,但最终以不到1亿的票房惨淡收场。

这也意味着,随着观众审美提高以及观影需求的变化,高投资、大制作、强班底并不一定能打造出爆款电影。

另一方面,暑期档遇冷,也因疫情后举办的巴黎奥运会吸走了大部分流量。

抖音向来是电影进行短视频营销的重要阵地,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暑期档排名前十的影片在抖音合计收获了423.7亿人次传播,而巴黎奥运会的话题播放量突破1004.4亿。

3、名导演“魔咒”

回顾2015年,欢喜传媒由董平、宁浩、徐峥和项绍琨联合创办,一年后开始深度绑定导演,成为少数采取“导演合伙人”模式的电影制作公司。

2016年6月,欢喜传媒发布与王家卫与陈可辛签订协议的公告,二人将为欢喜传媒提供电影制作服务,欢喜传媒分别向二人配股1亿股和1.445亿股,配股完成按照比例估计,两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3.92%和5.66%。

同年12月,欢喜传媒又宣布与顾长卫、张一白这两位亚洲导演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向顾长卫及张一白分别配发7500万股及1.4亿股新股,以获得两位导演部分电影及网络系列影视剧制作的独家或优先投资权,初始合作期为六年。

2018年,欢喜传媒就与张艺谋签订合约,通过向张艺谋配发1.5亿股新股(市值约3亿港元),并支付1亿元的运营费用,取得对张艺谋执导的3部网络系列影视剧的独家投资权……

多年以来,欢喜传媒先后与宁浩、徐峥、王家卫、顾长卫、陈可辛、张艺谋等诸多国内资深导演进行了深度绑定,这些股东导演也不负众望,帮欢喜传媒贡献了《囧妈》、《我不是药神》、《疯狂的外星人》、《满江红》等爆款影片。

有业内大导坐镇,吸引顶流明星加盟也变得顺理成章。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过度捆绑导演也带来了内容创作的局限性。例如会导致影片的个人风格比较明显,如果不符合时下观影需求,项目很容易“扑街”。

以徐峥为例,当初由演员转型新人导演的徐峥凭借《囧》系列开创了新类型喜剧并狂揽票房,对徐峥而言,比起探索未知的现实题材,《囧》系列是最安全的选择。

但即便如此,2019年上映的《囧妈》在口碑上已经远不如当年横空出世的《人在囧途》。

国内绑定明星和导演的影视公司并非没有先例。

当初,华谊兄弟以超高溢价收购导演和明星旗下刚成立的影视公司,以实现深度绑定,但这也变相助推了影视圈的唯流量论以及“208万”们的超高薪酬。

最终,随着名导演和明星的大批出走,多元化业务布局失利,华谊兄弟也从头部影视公司宝座跌落。

先例在前,对欢喜传媒而言,绑定人和内容不一定可靠,但渠道话语权却是无往而不利的。

欢喜首映是欢喜传媒旗下的流媒体平台。在成立之初,欢喜首映曾被寄予厚望,承接自家出品电影以及市面上的优质版权电影。

公司2021年报显示,欢喜首映下载量超3800万,付费用户超1100万,不仅付费用户和同期视频平台相距甚远,到2023年,公司年报中关于欢喜首映只剩下只言片语。

“人们形容我们是‘中国的奈飞’,但我认为我们正朝着Disney+的方向进发。”欢喜首映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定位。

但是相比奈飞超强的内容制作能力以及迪士尼旗下丰富的电影厂牌和IP,欢喜首映无论是在内容储备还是发行能力上都无从匹敌。

“明星+名导演”的确是舒适区,但电影圈早已是存量市场,更容不下“躺平赚钱”的玩家,欢喜传媒是时候该寻找新路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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