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两院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的出炉，引发多方关注。
透过这份院士增选名单，除了可以窥见中国科技和工程学科拓展方向、中国社会经济议题变迁动向，更引发人们的猜想：谁能成为未来中国创新的引领者？
据官方公布的人数，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分别有655名和583名候选人入围，人数相较以往均大幅增加。但这只是成为院士的第一步，很多人曾多次出现在首轮名单之中。等待这些候选人的，还有下一轮激烈的角逐。
根据院士增选程序，从候选人到成功当选院士需通过三道“关卡”，第一轮入围者只有进入第二轮候选人名单，才有资格步入最终投票遴选环节，由具有投票权的院士投票产生。
候选人名单中，除了知名的科学技术“大咖”，还首次出现80后身影。据统计，本次共有8名80后入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分别有7人和1人，年龄最小者仅39岁。
财经E法梳理了过去二十年的两院院士正式名单及候选名单，发现“最年轻院士”纪录已在2003年创造。彼时，有两名38岁的候选人顺利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从2013年以后，70后在候选名单中的数量逐渐增多，并于今年达到188名。
70后开始入围候选人10年后，80后群体开始出现在候选人名单。在受访的科技人士看来，其中既有客观的迭代因素，也受当下院士制度改革和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宏观政策驱动。
这或许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然来临。
一、竞争有加剧趋势？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工程院院士是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两者皆为终身荣誉。
根据最近4次院士增选情况，中国科学院院士成功当选的几率下降幅度较大，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成功当选的几率则有小幅波动。
两院院士增选每两年进行一次，2023年院士增选于5月31日启动。按照两院院士增选程序，此次公布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之后，还将筛选出第二轮候选人，最终院士人选将从第二轮评审候选人名单中，由具有投票权的院士投票产生。全体院士按20%差额对候选人进行无记名投票，参加选举的院士超过全院有投票权院士人数的二分之一，选举有效；获得赞同票数超过投票院士人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按各学部增选名额，根据得票数依序当选。按照惯例，最终增选的院士名单预计于今年11月公布。
据统计，近4次院士增选人数逐年增加。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的名额从2017年的67人，增加至2023年的90人；中国科学院增选院士的名额则从2017年的61人，增至2023年的79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向财经E法表示，院士扩容是一个合理的方向，包括美国等国的院士增选也有类似趋势，这和科学家群体规模拓展和水平提升有关。他说，因为学科门类在拓展，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重大议题也需要增设院士，所以拓展是必要的。
根据两院各自发布的增选指南，在各个学部内都安排了至少1个名额用于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另外，从2019年开始，院士增选一个显著变化是新设了“特别推荐领域”，面向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2023年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特别推荐领域”类别均有6个名额。
两院增选指南还强调，增选名额分配向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等倾斜。
扩容的不仅是院士增选名额，2023年的初步提名人数也大幅度增加，竞争程度也随之增加。以2017年、2019年、2021年和2023年四次增选为观察对象，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分别为533人、531人、577人和655人，成功当选的几率分别为12.6%、14.1%、14.6%和13.7%；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分别为157人、181人、191人和583人，成功当选的几率逐次下降，分别为38.9%、35.4%、34.0%和13.6%。
院士扩容背后，是中国正在推进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2023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确定，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同时重新组建科技部，以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学创新全链条管理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
2023年也是深化院士制度改革后第一次院士增选。2022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提高院士遴选质量，防止增选中的不正之风，更好发挥院士作用，让院士称号进一步回归荣誉性、学术性。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院士增选尤为强调纪律。5月31日通过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防止说情打招呼办法》的规定，对认定为存在说情打招呼行为的候选人，永久取消参选资格。涉及说情打招呼行为的院士、外部同行专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隐瞒不报或主动报告后仍干预评选或施加倾向性影响的，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投诉调查与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中相关规定，予以问责。
另据“中科院之声”的消息，202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专门制定院士增选负面清单、防止说情打招呼办法、被推荐人行为守则等规定，强化自觉抵制不当行为的责任意识，防止增选过程中的不正之风。《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中防止说情打招呼办法（试行）》强调，对实施说情打招呼的候选人终身追责，一经查实，永久取消其参选资格；如已当选，则按程序取消其院士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两院院士增选的透明度近两次有了提升。2021年中国科学院首次公开院士候选人的推荐人姓名，2023年予以延续；中国工程院则是从2023年开始，改变了先前笼统交代“院士提名”的做法，直接公布具体的推荐人姓名。
在中国，院士虽然只是学术称号和荣誉，但也会带来更多的资源。
一些地方为了引进或留住院士，开出了丰厚的条件：2016年，贵州推出针对院士的百万购房补贴奖励政策；2021年，四川对在川单位每培养或新增全职引进一名两院院士，给予500万元奖励。
马亮透露，从各地政策做法来看，如接待规格、福利保障，普遍会给予院士副部级的待遇。
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评上院士，不仅是院士本人的荣誉，更意味着可以获得一系列待遇，对于院士所在单位来说，则拥有了本学科领域的更大话语权。
目前，超过半数的985高校校长拥有院士头衔。据统计，39所985高校中，由院士担任校长的有24所；31所副部级高校中，有20所高校的校长为两院院士。985高校的非院士校长中，除了文科专业出身的校长，有的理工科背景校长仍处于竞选院士的过程中。比如现任同济大学校长郑庆华参选了2021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但遗憾止步于第二轮。2023年的增选名单中，郑庆华再次名列其中。
为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深圳大学、山东石油化工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地方高校，2022年掀起一股院士引进热潮，甚至直接聘请院士担任校长。
对此，熊丙奇认为，聘任学术领域卓有成就的院士担任校长，地方高校的上级主管部门主要的考量或是通过“院士校长”的影响力，提升学校的影响力，并带动学校的学术研究上水平；而院士担任高水平院校的校长，则被认为这和高水平院校的地位、形象更匹配。
二、首次出现80后
本次进入两院院士候选人名单的80后共有8人，这是院士增选首次出现80后的身影。
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唯一一名80后，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教授周荣斌，他出生于1980年5月。公开资料显示，周荣斌主要从事无菌性炎症中的固有免疫识别、调控及疾病干预研究，以通讯作者在Science、Cell等杂志发表论文20余篇，2020年以“炎症巨噬细胞的活化、调控及效应机制”项目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的7名80后候选人中，有3人涉及数学物理领域。其中，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前沿交叉中心副主任兼太赫兹研究室主任常超，年仅39岁，是所有候选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于2011年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研究高功率微波击穿机理及抑制方法。常超在诸多科研大奖中都被冠以“最年轻”头衔。他是2018年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最年轻的获奖者，2020年1月，时年36岁的常超便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另外两名数学物理领域80后候选人分别为，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算术几何与代数数论的刘若川，以及清华大学教授，主攻冷原子物理研究的翟荟。
其余4人为安徽工业大学曾杰、复旦大学王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陆朝阳、哈尔滨工程大学张阿漫，他们的研究领域分别为二氧化碳的催化转化技术、生殖疾病遗传学、量子信息技术，以及船舶与海洋工程。
从上述8人的求学和工作履历看，有6人均是在国内读完硕士或博士，再到海外留学取得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回国任教，其中5人回到原来硕博阶段就读的高校。复旦大学王磊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张阿漫则完全是本土高校博士毕业后任教。
而从获奖和荣誉情况看，上述8位80后候选人多有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及以上、“万人计划”人才、长江学者等头衔傍身。
实际上，39岁入围院士候选人并不罕见。陆朝阳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读期间的导师，正是著名量子力学专家潘建伟。37岁那年，即2007年，潘建伟就进入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名单，成为彼时唯一一位70后院士候选人。2009年和2011年，潘建伟又两度入围，最终在2011年成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过去二十年，“最年轻院士”纪录出现在2003年。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以及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卢柯，都以38岁的年龄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以十年的跨度回溯来看，2013年院士遴选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入围名单中的70后分别有9人和1人，与本次80后的规模大体相当。
中国工程院80后院士候选人周荣斌就认为，80后的出现是一个正常的群体迭代现象，而且“现在很多80后也不年轻了”。 周荣斌认为，年龄并不是评选院士的决定性因素，最终仍然看学术成绩，“无论50后、60后、70后还是80后，大家都是在学术水平的基础上，去比拼认可程度”。
不过，另一位不愿具名的80后院士候选人向财经E法表示，80后的入围，一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本土青年科学家产出许多一流科研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对最新院士制度改革的一个直接回应，“体现了对一线青年科学家的重视，可以看出国家下决心给年轻人更好的施展平台”。
多位科技部门人士亦持相似看法：院士候选人群体出现80后，背后与中央政策愈发强调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有一定关联。“现在上上下下确实都重视青年科研人员，以后应该会越来越明显。”一位科技部门人士表示。
2023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明确，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大胆使用青年科技人才，40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课题）负责人和骨干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50%。深入实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青年科学家项目，负责人申报年龄可放宽到40岁，不设职称、学历限制，探索实行滚动支持机制。
科技部在介绍上述政策出台背景时提到，当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占比达80%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成果完成人的平均年龄已低于45岁；北斗导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的许多项目团队平均年龄都在30多岁。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新兴产业领域，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
此外，2022年7月28日，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等五部委印发《关于开展减轻青年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的通知》，其中提到，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新立项项目明确项目负责人中4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比例不低于50%，对探索性强、研发风险高的前沿领域科研项目，建立尽职免予追责机制。
注：2023年两院院士候选人名单总人数包括特别通道有效候选人，但未公布其具体身份，因此未列入图表统计，下同
对那些有志向冲击院士候选名单的80后，70后群体在院士候选名单中的表现，或许是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
从2007年潘建伟以70后身份入围院士候选名单，到2017年增选院士提名人选中70后人数一直徘徊在个位数或十几人。直到2019年，70后群体人数才开始快速增长。
虽然80后的首次出现给候选人名单注入了年轻人的“朝气”，但总体年龄分布上，近三次院士增选的候选人仍以60后占主力，50后日益缩减，70后则呈快速增长趋势。
“老龄化”正是十年以来院士制度改革一直力图改变的问题。
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提出，提高院士遴选中青年人才比例。两院院士增选过程对候选人年龄结构进行了限制。按照2023年的增选办法，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增选的院士年龄原则上都不得超过65周岁（1958年1月1日后出生），但对于年满65周岁的候选人也有一定放宽，即需要2名院士推荐，且须有1名院士所在专业学部与该候选人被推荐的参评专业学部相同，或两者专业领域相近，这相当于变相提高了“超龄”人选的提名门槛。
如果严格按照65岁的标准，此次2023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初步候选人中，分别有9人和29人“超龄”。
即便如此，2013年以来的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却大体呈“不降反升”势头。2015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新当选院士平均年龄分别为53.9岁和56.2岁，而2021年这个数字则分别上涨至57.4岁和58.9岁。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体物理学家武向平2023年1月曾撰文表示，院士群体要保持高风亮节，积极创造有利于卓越中青年科学家进入院士队伍的条件。目前，院士队伍在年龄结构方面出现了严重老化的现象，而院士增选候选人队伍过去几年一直由“60后”特别是“65前”主导，在年龄逐渐增大的趋势下，目前峰值接近60岁，这种“老一代选不完下一代别想选”的现象必须通过院士增选评审制度改革改变。
三、女性候选人增加
在熟悉增选评审制度的人士看来，多次入围候选名单非常常见。
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是本次名单中备受外界关注的两位女性候选人。
性别分布上，2023年院士候选人中有100名女性，为历次最多。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分别有50名。对比往届增选的女性候选人数据，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中国工程院，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候选人名单中，女性的占比均呈现增长趋势。
有科技部门人士向财经E法分析，女性人数增加与宏观政策指引有关。2021年6月，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十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鼓励提名更多优秀女科学家作为候选人，在同等条件下支持女性优先入选。
公开信息显示，颜宁一直致力于结构生物学中膜蛋白的结构与功能研究，2016年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中国科学之星”，2019年和2021年相继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此次，颜宁入围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名单，除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家身份，她还担任了深圳医学科学院（筹）院长。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是颜宁2022年12月新获得的职务，彼时，颜宁放弃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回国，引发舆论热议。
这已是颜宁第二次获得院士候选人提名。之前的2017年8月，年仅39岁的颜宁就入围了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候选人之列，成为当年年龄最小的院士提名人选，不过最终落选。而就在初选名单公布前3个月，当时还在清华大学生命学院任教的颜宁传出离职的消息，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担任首位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
引人关注的是，历年院士增选名单也包含了不少来自企业科学家。从比例来看，企业科研者更多集中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竞争。
2023年，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连续第三次入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王海峰是一名人工智能研究专家。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网站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介绍，1999年王海峰博士毕业时，在高校留教还是去企业做科研成果产业化落地中，他选择了后者。王海峰早年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2010年加入百度。公开信息显示，他在百度先后创建和发展了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语音、图像、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百度人工智能技术方向，2019年成为百度首席技术官。
此前，王海峰曾于2019年和2021年两次入围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名单，而且在2021年闯入院士候选第二轮名单。按照院士增选的规定，连续三次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在下一次增选中将停止1次被提名资格。这意味着王海峰如果此次未能成功当选，他将无缘2025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
另外两位引人关注的老面孔是华为“元老”徐文伟和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徐文伟继2021年提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再度入围。公开信息显示，徐文伟早在1991年就加入华为，负责华为第一代局用程控交换机开发，并设计了华为第一颗芯片，成为华为芯片研发的奠基人。
沈向洋则是间隔了2021年的增选，再度冲击院士。据介绍，沈向洋专注于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人机交互、统计学习、模式识别和机器人等方向的研究工作。2019年，当时还是微软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的沈向洋进入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名单，但止步于第一轮。2020年从微软离职后，沈向洋被聘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历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时，也有民营企业CEO的身影。2019年的候选人名单中，百度CEO李彦宏和比亚迪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均有入围。
企业技术高管有过成功当选的先例。比如2019年被提名的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长期专注云计算研究，他在当年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四、新能源企业两人入围
在新能源产业风头正劲的当下，本次有两位新能源企业“首席科学家”进入名单，分别是比亚迪新晋首席科学家廉玉波，和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
廉玉波在2004年加入比亚迪，目前专注于公司的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工作。
据《科学中国人》杂志此前介绍，廉玉波在比亚迪主持负责电动汽车三电核心技术的研发，即构成电动汽车的动力系统的动力电池、电控系统和驱动总成。由电动汽车三电核心技术组成的“高性能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2021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廉玉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研发出这项电动车的核心系统技术，比亚迪启用了上万名研发工程师团队，从2003年布局新能源车开始便投入研发，共耗时十余年，终于在2016年逐步实现了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吴凯则从2011年12月至今一直是宁德时代的首席科学家，拥有逾20年电池技术研发经验，长期从事高性能动力与储能锂离子电池的研发、生产和应用研究。吴凯目前还在中国矿业大学材料与物理学院兼任教职。据该学院官网介绍，吴凯带领团队成功量产了中国首款三元锂电池，研发并量产高安全、高能量密度、长寿命的锂离子动力电池，有力支撑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2023年7月，吴凯及其团队凭借在锂离子电池安全方面的贡献，获得2023年欧洲发明家奖“非欧洲专利局成员国奖”类别大奖。据悉，这种带有顶盖结构的锂电子电池，具备更轻重量、更快充电速度、更低发热等诸多优点。
吴凯所在的宁德时代已经连续6年占据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市占率的首位。据宁德时代2023半年度财报，2023上半年公司动力电池收入为1394.18亿元，同比增长76.16%；毛利率为20.35%，同比增长5.31个百分点。
锂电池在电动汽车行业的应用，带动锂矿需求陡增。8月，两则千倍溢价竞拍锂矿勘查探矿权的消息引发关注。四川省马尔康市加达锂矿勘查探矿权竞拍，最高报价42.06亿元，较起始价319万元升值超1317倍。而四川省金川县李家沟北锂矿勘查探矿权的竞拍，最高报价为10.1亿元，较57万元的起拍价升值超1771倍。
8月16日，宁德时代推出新品“神行超充电池”，据悉这是全球首款磷酸铁锂4C超充电池，可实现“充电10分钟，续航400公里”。
在2023年6月10日的2023世界动力电池大会“新一代动力电池与前瞻技术”论坛上，吴凯表示，冬季焦虑、补能焦虑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痛点，新一代动力电池技术主要面向全气候可靠、全场景可靠、补能体系三个方向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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