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妍
编辑/大风
文化名人，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新“顶流”。
前段时间，快60岁的余华到韩国开签售会，现场人山人海，来的大部分都是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为了能和余华有几十秒的交流时间，不少网友表示，整宿没睡，凌晨就出门排队，还有人整整排了9个小时才拿到亲笔签名。
在现场，余华也贡献了不少名场面。有粉丝想让他在书上签个“暴富”，余华转手就签成“抱负”；有粉丝想要“一辈子不上班”，余华在扉页上写“在家里上班也一样”；甚至喝杯水都能被烫出表情包。这些段子在互联网上二次传播发酵，也让余华在网红道路上再进一步。
不止余华，莫言、苏童等原本严肃的文人学者，都被互联网塑造为新一代“文化网红”。他们过往的梗和发言被挖出来，不仅没有“塌房”，反而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精神抚慰。
短视频时代的破圈
某种程度上，文化名人们的走红并不意外，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产物。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名人似乎都自带一种遥远的神秘感。因为当时，他们的成名路径都相对单一、困难，基本上都是先发期刊，再出版成集，最后成名成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莫言、苏童等人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余华当年的创作成名往事，就可以总结成一段艰辛的退稿史。余华曾回忆过，他的小说写完后，会先往《人民文学》和《收获》这样的大杂志寄，等退回来，再往声量小一些的《北京文学》和《上海文学》寄，要是再退回来，就再往地方小杂志社寄。
那个时候邮递员退信也不敲门，总是往院子围墙内一扔，只要听到“啪叽”一声，余华父亲就会对他说：“稿子又退回来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余华只能自己找找原因，尝试写出高于杂志社质量平均线的作品。直到有一天，余华接到《北京文学》主编的电话，邀请他去北京改稿，把结局改得光明点。余华立马表示：“只要能发表，我从头到尾都给你改光明！”
不难发现，在那个信息渠道不发达的年代，文学期刊和出版社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录用标准，也变相地对作者进行把关，他们想要走入公众视野是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即便是成名以后，文化名人也只会在新书宣传时候约见电视台、媒体采访，不存在持续大面积的曝光。余华曾经说过，“在90年代，只要一两年不接受采访，你就在媒体上消失了”，上街也不会被认出来。
互联网短视频时代的贡献，就是消弭了这种距离。尽管人还是那些人，作品还是那些作品，但他们的个人魅力、机智妙语，终于有了广泛传播途径，也变成互联网上的造梗狂欢。
余华因为跟一只潦草小狗撞型，在互联网上火爆出圈，被网友亲切称为“可爱修勾”，他的一些采访片段也成为“电子榨菜”。有人问余华为什么写作，他回答：“不愿意做牙医，想睡懒觉，想不上班，写小说稿费还归自己。”提到法国作家和中国作家的最大区别，余华说：“法国作家用法语写作，中国作家用中文写作。”跟余华一起爆火的还有他的多年好友莫言，同样也被网友找到了对应“狗塑”。两人接受采访时，问到对当代大学生现状像孔乙己脱不掉的长衫一事的看法时，余华不想回答把问题扔给莫言，莫言随即说道：“孔乙己不是我们村的，我不管这事。”
互联网的考古，让文化名人不断“翻新”，三天两头出现在网友面前。
平台对此乐见其成，为文化名人的走红添了把柴火。毕竟相比起其他网红，文化网红能丰富平台格调，创造出有趣且深刻的传播点。抖音联合出品的《我在岛屿读书》，专门找来余华、莫言、苏童、程永新等十余名文化名人聚到珠海东澳岛，讨论文学与人生，创造了不少名场面。
看过节目后，不少人被苏童圈粉了。他在节目里金句不断，比如“抹去宝石上的灰尘，这就是编辑的意义”。形容老友余华，苏童说的是，一看《活着》是这么一部小说，余华是这么一个人，有一种“喜悦的崩溃”。
短视频划了一道口子，文化名人们接住流量，开始纷纷走红。
流量背后，靠作品安身立命
这些文化名人，虽然吃到了流量红利，但他们其实并不看重自己的网红身份。
余华曾非常认真地回应“顶流”和“爆火”这件事，在他看来，“我依靠的还是自己的作品，不靠流量，我此生为之奋斗的也不是流量，是文学。”流量带来的互联网狂欢只是一时的，最终让他得到认可的，还是他的作品。
就像《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之于余华，《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之于莫言，《妻妾成群》《米》之于苏童，这才是他们的对外名片。而好的作品有一种力量，能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面前，始终散发光彩。
余华说过个段子，他靠《活着》活着。《活着》1992年在《收获》杂志首发，随后出版单行本，先后被张艺谋、孟京辉导演看上，光版税就高达1550万人民币。等到2020年，《活着》在国内的销量已经超过2000万册，打破了当代中国纯文学的销量纪录。
《活着》只有短短12万字，讲的还是一个不受待见的悲剧故事。时代洪流下，主人公福贵从富家少爷沦为穷光蛋，又相继失去父母、妻子、儿女以及孙子，最后只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可偏偏这样一部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成为他们床头的经典读物。
原因在于，《活着》因苦难出名，但它真正探讨的是生存哲学。每个时代的人都会面临不同的局限与困境，但人类的生命意义却总有相似之处。福贵是挣扎生存的普通人，但他没有被命运打倒，反而成为自己生活里的平凡英雄。
这种强大的情感力量和生命力，可以跨越时空，超越文字，消解孤独，给当下迷茫年轻人一点生活启示。正如书中所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而像苏童的小说，大部分背景都放在20世纪前半叶，比如后来被改编成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小说《妻妾成群》，就是以颂莲的视角，讲述深宅大院里妻妾们勾心斗角，互相伤害的故事。
这种讲述旧社会一夫多妻制的故事，与当下相去甚远，但近年来一直不乏有新读者，重新喜欢上它。
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尤其是如今女性主义的崛起，让越来越多人对颂莲的命运感到惋惜。19岁的颂莲读过一年大学，受过新式教育，原本前途一片大好，但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后，只能被迫嫁人，最后一步步走向深渊。
封建社会的悲剧已经无法改变，但这也让当下的读者越发认识到，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保持独立的重要性。
可见，文化名人们上个世纪的作品，放到当下也是常看常新。
年轻人谋求新的精神港湾
放眼整个互联网，如今一些网红主播，有太多的不合时宜。
只知道捂嘴、舔唇，加挑眉的秀才，在被封号前，居然收获了超1200万的抖音粉丝；鹿晗模仿者鹿哈，在直播带货时装作一副卑微可怜的样子，但直播带货7个月，他已经赚了3500万。
原本作为互联网男闺蜜的李佳琦，面对网友对眉笔“越来越贵了”的质疑，回应的是，“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突然开始指责起粉丝不够努力。
李佳琦自认为他的成功源于努力和天赋，却没有看到时代降临在他身上的幸运。舆论发酵后，他丢失了200多万粉丝。
喧嚣之下，可以发现这些网红更多是制造焦虑，不值得年轻人的追捧与喜爱。对比来看，文化名人看待问题的深度和观察事物的角度都远超常人，所以能写出好的作品，也能想到年轻人所想，说出年轻人所说，给到年轻人一定的精神慰藉。
莫言一直想要和年轻人对话，前两年开通了公众号，试着跟他们交流日常，对各种网络用语也是活学活用，比如心目中的YYDS（永远滴神）是蒲松龄。而且莫言完全不介意照片被网友做成“表情包”，被人夸“可爱”的时候，还自称“心花怒放”。
在莫言最近一条祝贺中秋的作诗推文里，高赞评论第一条写道：“看老师的文字都会不自觉地带笑，太喜欢啦！请多更新，疲惫生活里的小乐趣。”
同样是“努力工作”这件事，余华早些年的访谈视频被挖出，“如果再有人来告诉你，你要努力工作，你要有上进心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那是鸡汤，不是事实。”这番话不是在贬低努力的价值，而是指出要多体谅年轻人的不易。
文化名人走红背后，或许是当下年轻人想要心里舒服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