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邹卫国，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5楼的房间里，我们半蹲在木凳子边上，袁江洋翻开红色封面的《电磁通论》，手指着作者麦克斯韦自序里的一段话。
“……写一部论著将是有用的；那部书应该以一种方法论的方式把整个课题取做它的主要对象……”
该书中此处，麦克斯韦在讲他如何以及为什么写这本书。袁江洋说，“方法论的方式”这个词译错了，应该译为“井然有序的方式”。
《电磁通论》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部名著，几乎可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相提并论。在科学革命说的视角下，这本著作的出版可视为理论物理学得以形成的重要标志，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可以将麦克斯韦电磁学方程的确立视为科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呢？
“但麦克斯韦在这里原本就说的是综合，不是革命。”袁江洋说，当时的科学家们并不使用革命这个词来描述科学发展。
袁江洋认为，直到二战爆发前，历代科学家及早期科学史家甚少使用革命或断裂模式谈论或探讨科学发展。
袁江洋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他长期专注于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相关研究。不久前，他刚刚发表“写了3年的”《论中国科学起飞》论文。“放下”科学革命理论，“放下”科学中心转移说，是他的核心主张。
1980年上大学之后，袁江洋在武汉大学学了7年的化学，师从卓仁禧院士和张先亮教授，在高分子化学领域发表过4篇论文，不过，在那个激情年代，在珞伽山背后东湖里，青年论坛的激情讨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从一个可能的化学研究者变成了一个科技史和科学技术哲学学者。
科技革命，在当代中国是一个高频词。至少二十年之前，就有了世界和中国“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一说，后来，又有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拂晓”一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涌动，更多人认为，颠覆性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科技革命，通常被认为是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合体。前者是观念的巨变，后者是跟生产方式有关的技术巨变。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生，已经成为诸多政策的理论依据。很多政策研究者，都以此为前提来构建其政策建议。
“科技革命”之所以被极度重视，是因为它被认为“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因此，这也被有些人引为中国实施赶超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袁江洋说，如果从社会效果的角度看，科技革命的提法确无不可，但是，科学技术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不用革命这个词，而用科学连续发展论，也能说清楚，而且说得更清楚”；将科学革命说用作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石，反而不利于构筑强盛的科学传统，事实上，“科学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科学革命”；至于“科学中心转移说”，尤其是“下一个科学中心是中国”，那不过是国人的良好愿望，中国科学会发展，会走向强盛，但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可替代美国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因此，“将科学中心转移说用作中国科技政策决策的理论依据，也是有问题的”。
没有预定的科学革命，并不代表中国不能实现科学起飞。科学技术进步是国家繁荣和文化复兴的关键，也是人类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必由之路。袁江洋认为，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业已初步实现技术追赶和经济起飞，实现科学起飞是当下中国最关键的任务。
在袁江洋的研究中，美国和日本的科学技术发展道路，向科技后发国昭示了一条实现科学起飞的现实道路。这条道路既不适于用“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也不适于用流行的“科学革命”概念及模式来描述。
袁江洋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技术领域已经经历了一轮爆发式成长，技术追赶期已经趋近尾声。中国科学发展正步入科学起飞期。
袁江洋认为，没有必要设想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会在不远的将来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来，也没有必要设想中国将引领未知的下一场科学革命或科技革命，而应该选择走“构筑一流科学传统、稳步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现实道路。构筑有利于实现中国科学起飞的经济支撑、社会保障和科学文化氛围。
以下为访谈摘要。
科学革命言过其实
“严格来说，科学自产生以后，就不曾被连根拔掉过。”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认为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发生，并且正在中国发生。
袁江洋：爱因斯坦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指出，新闻记者的报道方式让公众错误地认为科学革命每过五分钟就会发生一次。我个人觉得，当代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科学基础理论没有任何突破，科学研究仍然处于基于100年前的科学基础理论（注：如牛顿定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热力学定律等）向前拓展的状态中；技术革命如何看待，也与如何定义技术革命高度相关，若是凡有技术进步皆称技术革命，凡有广泛社会影响皆称技术革命，则人们可以说技术革命每天都在发生。若认定一场由科学进步推动的技术革命正在发生，则可能言过其实。
中国科学、技术皆在过去40年中取得了重要进展，技术追赶方面进入了技术马拉松赛的第一方阵，科学研究上还尚未实现科学起飞。
经济观察报：怎么理解科学革命？
袁江洋：科学革命的含义，按照柯瓦雷或库恩所述，是指彻底打倒旧体制、构成新体制，是指连根拔掉重新构建。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严格来说，科学自产生以后，就不曾被连根拔掉过。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结论后来被改写了，但他揭示的问题和研究方法，从来就不曾泯灭。爱因斯坦相对论也没把牛顿力学废除，他的理论之所以是对的，是因为它能够以某种方式把牛顿理论包容进来，所以，并不能说牛顿完全错了，爱因斯坦才是对的。
科学的这种真理性是经过大量的事实验证过的。经过大量经验检验的理论，一定蕴含着充足的真理性，而这种真理性在后继理论中必须被包容或升华，而不可能被彻底废除。
范式转换的神话
“中国老一辈学者提科技革命概念，是用来替换政治革命概念的。”
经济观察报：关于科学革命，大家会提到库恩，尤其是他提出的科学范式转换。
袁江洋：库恩把柯瓦雷提出的思想史型的科学革命概念哲学化，认为科学革命不只发生过一次，而是间歇式的爆发，每当科学革命发生，科学范式发生转换，且前后范式不可通约（注：“不可通约”是库恩从数学中借来的概念，不同范式之间，对应的是不同的观念世界，相互之间无法比较）。但是库恩自己写科技史著作，却没有一本书是按照这个理论来书写的。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意在以纲要形式说明科学革命的发生进程及机制，书中涉及的两个标准的科学革命案例是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
但是，哥白尼的计算方法还是用的本轮-均轮体系，这种以地动说替代日动说的“天文学革命”并不是他所说的科学思想的革命，而是从事后效应上认定的革命——它直接触动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世界图景和价值观。
至于拉瓦锡化学革命，现在的研究表明，与其说是思想革命，倒不如说基于化学实验进步的一场综合，而且，从化学角度看，说氧化说替代燃素说，无异于是说氧化替代还原，这不过是以偏代偏。
16、17世纪科学革命一说，一战后就有一些人提出，未经严格定义，也未产生强烈影响。真正产生影响的科学革命概念是柯瓦雷提出的，柯瓦雷是当时最顶尖的科学史家，更是哲学家。他说，在16、17世纪欧洲爆发了一场科学革命，这场科学革命的特征是思想革命，它推翻此前的科学知识体系，其直接果实就是近代科学。
柯瓦雷将科学革命根本的智力特征归结为两个：一个是“空间的几何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自然的数学化”；另一个是“思想实验的运用”。
从数学角度看自然，或者看自然的本质，他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再次“翻”了出来。柏拉图说，理念世界是脚下世界的本源，脚下的这个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虚幻的复制品。理念世界是数学的、完美的、精确的、永恒的、实在的，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在时间中不断流逝的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不精确的临摹品。
譬如我们的这张桌子，它看起来是长方形的，但这个长方形跟数学上的长方形相差甚远，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说明。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是倒过来的，这张桌子就是真的、实在的，而人心的桌子概念远不如这张桌子实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本体论上是相互颠倒的。拉斐尔《雅典学园》这幅画作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两者立场上的差异，柏拉图手指朝上，亚里士多德是五指张开按向大地。一个关注上天，一个关注大地。
柏拉图说世界是数学的，这对科学发展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能否认，人类要精确地了解自然和生活，就须对之进行数学化处理。但是，世界本身是不是数学的，数学世界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型，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上升到本体论层面来探讨的话，牛顿绝不会同意数学实在论。可以设想的是，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他生活在一个神创的世界里，圣经是神的语言，自然也是神的语言，是神的创造，在他眼中，具有神圣性的自然，怎么可能是虚幻的？不可能！
所以，说柏拉图数学实在论于16、17世纪回归，近乎臆测，况且空间在希腊人手中就已经几何化了。在阿基米德那里，就已经有自然的数学化了，更重要的是，他还做实验。
柯瓦雷还说，科学革命的另外一个根本的特征是思想实验，说近代科学不是做实验做出来的，而是想出来的。
爱因斯坦构建相对论时的确设想过一个很典型的思想实验，即“升降机实验”，其间没有任何关系是偶然的。这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是在人的大脑中以做实验的方式来想象的一个过程，因之称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不是实验，它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不能被切开，换言之，“思想”不能用括号括起来。思想是本质，实验只不过是方式。思想实验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或数学推理过程，其间没有偶然性。实验，就我所知，其结果绝非实验者能够完全预知，正因为此，才要做实验看一看。实验者对结果有预估，但最后结果却有可能跟预估有重大差异。
柯瓦雷的思想实验说是说，科学革命是思想革命，革命首先爆发于思想中，一下子想通了就一通百通，想不通就不通；至于经验研究，柯瓦雷持蔑视态度。他认为伽利略落体定律是由思想实验得到的。现在我们知道，这完全与事实相反。伽利略是通过斜面实验得到落体定理：无论任何一个角度，在斜面上，一个球往下滚，它滚动的距离与滚动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而且不同角度的实验都满足这个关系。其间的确存在一个推理，但从斜面实验到落体定律，伽利略用的是归纳推理而非思想实验。可以说，伽利略的落体定律就是做实验做出来的。
美国科学史家格拉特否定了柯瓦雷关于伽利略以思想实验得出落体定律的论断，他用伽利略斜面实验记录证明，落体定理就是实验做出来的，晚年的柯瓦雷也承认了这个错误，后悔自己曾那样武断地断言伽利略靠思想实验得到落体定律。
柯瓦雷认为伽利略是科学革命的英雄，认为他发动了一场科学革命，把柏拉图的数学实在论迎回来了，把人类智力发挥到极限，这是他的科学革命的概念。库恩进一步认为，科学革命不光是发生在16、17世纪，也发生在其他时段，不光发生于物理学领域，也发生于其他学科中；他也相信科学革命是思想革命，然后进一步说革命的机制类似于心理学上的格式塔转换。然而，如是理解真实的科研进程，是十分荒谬的。
中国近几十年来常常提科技革命，与柯瓦雷的概念有一定关联，但在更深的意义上，科技革命一词是从前苏联借用过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传统，科学是最富革命性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因此，改革开放时代起，中国的理论家就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中国老一辈学者提科技革命概念，是用来替换政治革命概念的。当时中国强调科技革命，全面转向经济建设，发展科技，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认为这是一个辉煌的进步。不过，科技革命并不是从思想革命这个角度来定义的，而是从社会效应这个角度来解说的。将科技革命说与西方科学革命理论杂合在一起，指望中国领先发动一场科技革命并据之设定科技政策，是不现实的，是异想天开。
现在根据社会效果来定义科技革命，只要一个技术发明出来，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效果，就叫革命。这种未加严格定义的通俗用法，在当代中国十分流行，本来是可有可无之事，但若将想象中的科技革命当作科技政策的基础，则不再是可有可无之事了。
科学革命说的兴起
“美国接过日耳曼人的精神旗帜，要重整科学精神、重整欧洲精神、重整日耳曼精神，这就是科学革命学说在当时兴起的背景。”
经济观察报：那么对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其实是持一个否定的观点。
袁江洋：我认为要超越这个理论。
首先，它不符合历史，解释不了历史，库恩自己都不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科学史。他写黑体辐射史，就没有讲范式转换，讲哪个范式被哪个范式击败。
现在量子力学理论仍然存有5种解释，哥本哈根解释只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说哥本哈根解释是量子力学研究的范式，与事实不符。
其次，库恩所谓科学共同体在可以找到的实例中都不过是二三十人的小群体，远远谈不上真正的科学共同体，整个物理学或者整个一个门学科里面的科学家应该成千上万，并不能说他们都遵循某个特定的范式。
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描述方式及相关话语，并非体现着历史与哲学的结合，而是体现着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
我认为，历史学家的使命是穿越历史，不是回到历史、探明真相。很多的历史书都说，历史家要把真相告诉世人，但实际上，历史认知系统充其量是绝大部分处于暗黑之中的灰箱，以致在总体上可以说，历史没有完整的真相，或者说，历史家永远找不到全部或大部分真相。我们历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为历史赋形”，在此赋形进程中，历史学家要把所有的史料都尽可能地解释掉，更要将历史学家的良心倾注于其中，指示历史的走向。
历史必须是对今天、未来是有作用的，这样的历史才有价值。即使是兰克的实证史学，也将兰克式的价值编织于看似与今天和未来无关的编史线索之中。
经济观察报：那怎么理解科学革命理论的出现和广泛传播？
袁江洋：19世纪结束时，科学家们很少使用科学革命这类概念，而是一直用连续发展来描述科学进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一战、二战期间及以后，科学革命学说突如其来地在美国诞生并迅速得到认可。
欧洲大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走下神坛。德国、法国、英国的脊梁骨都断了：作断了、被锤断了、被拖断了，只有美国大获全胜，付出代价最少，得到的利益最大，是真正的胜利者。
战后欧洲四处哀鸣，而在美国，科学主义却进一步上扬。美国接过日耳曼人的精神旗帜，要重整科学精神、重整欧洲精神、重整日耳曼精神，这就是科学革命学说在当时兴起的背景。
一战以后，斯宾格勒写了The Declining of the West（《西方的没落》，注：简言之，此书认为各类文化都有生命周期，西方已经度过文化的创造阶段，进入反省和物质享受的阶段，并最终将和不可避免走向没落）。
然后在1959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全球史研究和教学的奠基者，却写下了The Rise of the West（《西方的兴起》）。
在《西方的没落》与《西方的兴起》之间隔了40年。前者体现着是一战之后的欧洲心态，The Rise of the West却是美国的胜利宣言，它要重整欧洲精神，要把欧洲带起来，要继承欧洲传统并成为正宗。
技术革命问题
“拥有技术，则拥有现在；拥有科学，才能拥有未来。”
经济观察报：从科学本身进展看，没有发生革命，但技术本身有一些变化，它可能导致社会剧烈的变化。从经济史看，存在着类似于库恩科学革命概念的工业革命解释。
袁江洋：如果仅仅从社会后果上解说并使用科学革命，不必去较真，但若是这种后验的说法被先验地加以运用，则会出问题。
工业革命这个概念也是后验的，17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之时，当时的哲学家、科学家和工业家都不曾意识到，他们正处于一场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19世纪有人提过工业革命，但迟至老汤因比《工业革命讲演录》出版，工业革命的概念才最终成型。因此，“工业革命”也并非把一切拔掉重新开始的进程。把旧体系全部摧毁，构建一个全新的体系，如果这么定义革命，那么，没有技术革命，也没有工业革命。
基于社会效益界说的工业革命概念，跟我主张的科学连续发展论在产生社会效应这一点上没有本质区别。科学技术进步，无论是连续的，还是革命式的，都会产生社会效益，都会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是从科学技术的社会效益角度出发的，这与说科学革命是思想革命有着重要区别。
为什么科学革命说不能作为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因为科学革命不可预知。科学革命什么时候到来，科学家自己都不知道，最顶尖的科学家都不知道。我们难以预先构想出一场将要发生的科学革命，并且将它化为现实。
经济观察报：经济学讲了一个大约为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一些人相信，技术革命的周期和这样的周期密切相关。
袁江洋：这个理论所假定的“科学原理——技术原理——应用技术”之间的互动作用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上，现在全球通行的“基础科学——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划分及相关的R&D资助模式与之并无矛盾，但是，将60年的周期当作是一项经济学规律来看待，可能是成问题的。抛开了科学，直接将技术革命视为这一周期运行的底层逻辑，则更不可取。
历来就有技术自主论者强调技术独立于科学，至少在1860年以前是这样。但是，科学史家也提出了与技术自主论相反的论题，即科学渗透论，譬如，18世纪初期欧洲采用牛奶漂白，其背后的科学原理是燃素说，后来，氧化说出现，漂白剂则改用次氯酸钠，因此，并不能认为1860年以前技术发展与科学无关。在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中，可更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与开发之间的关系。
东西方社会发生大分流，西方先于东方第一次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是因为西方从13世纪起开始发展科学和教育。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项由Jakob B. Madsen 和 Fabrice Murtin于2017年发表的内生经济学史研究表明，从13世纪年到2000年，英国人均GDP持续上升，决定着这种持续经济成长过程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社会制度的演变，而是科学和教育的持续发展。在将近800年的时段里，英国人均GDP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更迭而发生同步变化，即使是政治革命的到来，也没有打断其稳步上升的节奏。（注：相关论文为British economic growth since 1270: the role of education）
我的观点是，拥有技术，则拥有现在；拥有科学，才能拥有未来。
当代中国迫切需要发展科学，不光是要发展技术。中国技术已经在国际技术马拉松竞赛中跑进了第一集团，在此情形下，要继续增加耐力的话，就必须以强盛的科学为底蕴，而中国科学至今仍然谈不上强盛。
科学中心转移说的谬误
“美国的科学兴隆期已超过100年，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科学技术正在走向衰落。”
经济观察报：科学中心转移论，有很多人认可。一个解释是历史路径依赖，先发者会排斥新兴的东西。很多人认为，科技中心在转移，我们中国有机遇，并且要抓住这个机遇实现超越。
袁江洋：凡是用投票决定的，就不是科学，科学从来不投票。科学真理在其被揭示之初往往只掌握在极少数最杰出的科学家手里，他们完成其科学发现之后，科学界最终都会予以承认。譬如，联合国就某决议召集100位科学家进行投票，宣布90人同意，还有10人反对，这不叫科学。
我在2003年就发表过《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再检视》一文，质疑科学中心转移说。总的说来，我个人认为，科学中心转移论不能成立，更不能设想世界科学中心将在近几十年内从美国转到中国。
首先，以国家为单位的科学计量模式本身存在问题。在全球承认科技-教育兴国原则的条件下，经济实力不足、人口不足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参与世界科学中心的角逐。
其次，历史上经常出现多中心并存的情形：汤浅光朝以一国重大科学成就占全球重大科学成就的25%为判据判定科学中心国，但是，在德国居于中心国地位时，德国占25%，英国占22%，事实上，英国自17世纪以后，其重大科学成就份额始终在20%以上。数值就差三两个点，就说科学中心转移了？若加上技术，英国自17世纪到1900年，英国所占重大科技成就份额始终在25%以上。
第三，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个国家在全球重大科学技术成就中所占的份额是60%左右，将科学、技术分开统计，情形亦复如此。也就是说，将英国、法国、德国、中国、俄罗斯加在一块，它们的重大科技成就份额也远不如美国一国。设想美国的重大科技成就份额从60%迅速下降至汤浅科学中心指标即25%以下，与此同时，中国所占份额超过美国并超过25%，只能说，这也太敢想了，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按照科学中心转移论的80年周期来看，美国的科学兴隆期已超过100年，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科学技术正在走向衰落。
先发者排斥新思想之说不值一驳。
从长时段全球史角度来看，人类科学发展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两条重要条件：
第一条，在价值论上承认真理，并且将探索真理确立为至上的事业。不认同求真的价值，一个国家、社会或民族就不会将大量的财力和智力投向科学和教育。
第二条，只有强盛的国家、社会或民族，才有实力将大量财力和智力投向科学和教育。
因此，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促进中国构建一个强盛的科学传统。一个拥有强盛科学传统的国家，一定是其科学和教育获得了充分制度化发展的国家，一定是能够站立在人类智力事业的巅峰不断完成科学技术创新的国家。
过去相当长的历史上，中国的君王和士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相信“修齐治平”，甚至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每当新朝建立，必修前朝历史，必检视前朝兴亡之因，或归咎于宦官误国，或归咎于外戚专权，或归咎于权臣当道，却没有意识到，王朝兴衰的背后是马尔萨斯陷阱在起作用，没有注意到，历代新朝无不建立于人口曲线的低点上。凡新朝建立，皆路不拾遗、天下安宁；凡王朝末期，皆哀鸿遍野、天下大乱。中国士人没有真正地“发现自然”，也没有觉得探索自然是崇高的事业，他们的智力大多被约束在四书五经之上。
要摆脱这种未经启蒙的不自由状态，就需要承认真理的价值、承认由真鉴善的科学价值论，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大力提升社会理智。
发展科学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中国已初步完成了技术追赶，已然面临着科学起飞问题，未来20~30年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科学后发国的追赶道路
“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强盛的科学传统，一个最强大的科学智力库。”
经济观察报：你在最近的论文里总结了美国、日本科学起飞的经验。就是先是技术追赶，然后有科学起飞。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说科学是连续的，为什么作为科学的后发国家能够超越原发的欧洲。
袁江洋：当我说科学是连续的时，我是指人类科学是连续的，而不是特指哪一个国家而言的。对于国家而言，发展科学，需要很多严苛的条件：首先要有对科学价值的认同，我个人主张应该确立“由真鉴善”的价值论主张，动辄以求善的理由给求真施加各种限制，就如同中世纪欧洲动辄以宗教理由迫害自然哲学家一样；其次，要发展科学，还要有强大的经济，因为科学研究需要大量投入，看似在烧钱，而且产出难以提前预定。还有，科学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
科学走上制度化发展道路以后，也是很难被摧毁的。近代以降300年中，英国的科技长期稳定发展，一直处于世界第一集团的最前列，原因是英国是欧洲率先开启并顺利走上科学制度化发展道路的国家。
科学的制度化为科学知识以及人才的代际遗传提供了根本保障。在现代条件下，一旦开启并完成科学制度化，几乎不可能再回过头来开倒车、放弃科学，所以说科学中心转移说并不是铁律。所以，我在20年前的文章中建议说，不要寄希望科学中心在短时间里从美国转到中国来。
科学制度化的核心就在于构筑强大的、可持续的科学传统。这个世纪之初，日本政府曾宣布要在未来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以此作为日本发展科学的中长期目标。当代中国在追求实现科学起飞之目标时没有必要这样做。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构建一个强盛的科学传统，一个最强大的科学智力库，如若它未来有一天发展得比美国科学传统还强盛，那以后中国以后还是有可能在科学上超过美国的，但这远不是近期能够实现的目标。
经济观察报：我看到你特别注重的一个概念叫谱系，怎么理解。你提到一些关键的人，比如说标志美国科学传统兴起的一个化学家亚当斯。
袁江洋：我说的谱系是指科学思想谱系，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大写的人”，区别于社会学家们所说的科学共同体，后者是在空间中展开的“大写的人”——他们之间存有共时关系，能够以某种方式围绕共同关心的科技问题，或者如库恩所言，在共同的范式下展开研究。
科学思想谱系是与科学传统成对出现的概念，正如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与范式概念成对出现一样。科学思想谱系概念完全不同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概念，前者强调思想内核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后者强调相似的名称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蕴涵，强调断裂。
我先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科学思想谱系。在考察经验探索方法的发生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看到，从亚里士多德、阿基米德，到阿拉伯的海什木，到中世纪后期的罗·培根、奥卡姆，再到近代的弗·培根、伽利略、波义耳、牛顿，再到后来的孔迪亚克、穆勒等哲学家，乃至20世纪的经验主义科学家和哲学家（如马赫、石里克），所有这些科学家或哲学家，都或多或少贡献于经验探索方法和模式的开拓、充实和澄清。所有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历时两千多年的思想谱系，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均存在着思想上的关联。
应用科学思想谱系——科学传统成对概念，我和我的学生们曾研究过亚当斯化学谱系，我们的一个直接目的在于弄清一流化学传统在美国何时崛起。我曾为中国科协设计一个滚动研究项目，题为“中国当代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并且承接了化学家学术谱系研究课题。我们发现，亚当斯共培养近200名博士，其中还有7位中国学生，包括袁瀚青、邢其毅等在内。亚当斯长期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化学系主任，他致力于有机化学和药物化学研究，并在化学与化工之间搭起桥梁，为化工界输送大量人才，他还在战时从事科学政策工作，协助范尼瓦尔·布什制定美国化学化工发展战略。最重要的是，他拿到哈佛博士后曾到德国镀金，但他的弟子已无需镀金，其中有人诺贝尔奖金得主，有人发明尼龙，还有人为美国高分子化学发展奠基。所以，我们提出“亚当斯时刻”概念，以此指示一个国家的科学或某一学科全面崛起的时刻。
经济观察报：科学起飞，其实就是让这个时刻出现。
袁江洋：我们只能观察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强盛的学术谱系，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学术谱系甚多，但拥有世界一流研究传统的学术谱系却甚少。
经济观察报：我们现在有院士。
袁江洋：但是几乎没有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定律。
科学、自由和伦理
“关于科学与自由之关联，一说自由是科学之基，我认为，科学乃自由之路。”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是完全否定了科技革命，对吧？
袁江洋：从社会效益上或从后果上论说科技革命，是一种流行做法，它被用得如此之多，我个人无权也无意否定这种用法。但是，非要把这个概念拿来用做科技政策的理论依据，那我作为一个学者，就有必要站出来说不。国家大量资源要投入进去，不宜以某种预设的科技革命为目标。
我认为，要达到促进中国科学起飞的目的，关键在于构建强盛科学传统。构建这种科学传统，一定不能让其他的东西干预太多，一定要按科学文化的规则来。
经济观察报：这个科学传统，具体是什么？
袁江洋：首先它是科学价值判断，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坚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明辨即美德”的价值论主张。牛顿也曾说，他希望，随着自然哲学由于经验探索方法的奠基而臻于完善，道德哲学也被发扬光大，而不是倒过来的用道德哲学来牵引自然哲学。我个人将这种科学价值论信念概括为“由真鉴善”。在我看来，泰勒斯首先是一位自然论者，希腊哲学始于并建基于自然论，苏格拉底强调道德哲学，但是仍然主张“知识即美德”，亚里士多德重审这一论题，不仅将在苏格拉底那里被遗忘或无暇顾及的自然哲学重新纳入其整体思想体系，还将这一论题修正为“明辨即美德”，意为要用理性来判断真假、是非、善恶，拒绝盲从。
关于科学与自由之关联，一说自由是科学之基，我认为，科学乃自由之路，只有科学才能让人类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由此通向真正的自由。
经济观察报：那科学跟科技伦理是什么关系？
袁江洋：科技伦理话题在中国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火，因为美国和西方在大讲科技伦理，中国要与之接轨。但是，西方在率先开启现代化、开启殖民时代并构建一个个有形或无形帝国的进程中，在走向世界权力顶峰的进程中，根本没管过全人类意义上的伦理。
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下，卢梭说过，科学并不能敦风化俗，不能帮助人类提高道德。汤因比甚至说过，人类在科学领域往前迈进一千英里，还不如在道德领域向前迈进一英寸。但是，西方的政治家们从来不相信“明辨即美德”，他们相信“知识即权力”。近代以降，凡欧美帝国无不奉行对内民主、对外霸权的策略。
从未来的眼光看，地球并非人类永恒的家园，或许2亿年或许更长时间后，太阳核聚变进程完成到一定程度，周边人类宜居半径终会弥漫开来，地球会变得不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存，届时人类能够靠什么逃脱终结？答案不外是科学。碳基生命太脆弱！现在可以设想的是，人类若不愿毁灭，就只能将人类意识凝聚在钢铁构架之中，这样人类生命可能延续到宇宙其他地方，如找到合适地方，还可以重新恢复碳基生命。这类科学幻想涉及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生命形式不同，生命伦理亦必然变化。可见，一味地将道德强加在自然真理之上，未必是正当的。无视科学之真的绝对的善不过是空中楼阁。
总之，必须区分一下，哪些是美国说过但拒绝做的事，如制定京都协议书，哪些是美国说了并且做了的事，如发展科学技术。
科技突破的机会
“中国须始终坚持开放。须发展科学。须诉诸于长时段的努力和期待。”
经济观察报：回到当下，目前，美国似乎在阻碍与中国科技各层次的交流。历史上，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的技术封锁，曾经发生过。在这种存在某种隔绝、竞争的环境下，从科技史的角度看，科技突破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袁江洋：我赞同萨顿的观点：创建科学，无论是古代形式的，还是现代形式的，均不是单一文明所能完成的事项。我个人以人类思想成就和物质成就的汇聚、整合与创新，解释科学的发生，解释科学思想的跨文明传播、接受与重建进程。
希腊、阿拉伯、基督教徒西方社会分别主导了历史上的三次“汇聚、整合与创新”，而科学思想的发展主线是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柏拉图知识范型只能说是围绕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旋转的副线。
罗马文明并没有传承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故而罗马人并不注重科学与哲学。就细节而言，罗马人接受柏拉图学园七艺模式，但没有机会接受亚里士多德。
阿拉伯人有幸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知识范型，但因内忧外患，科学理性精神在伊斯兰文化圈高开低走，虽然推进了科学发展，但未实现全面突破。
基督教西方社会通过南意大利、西班牙两条通道，获取了阿拉伯文化的知识成就与方法，于13世纪构建经院哲学，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替代了罗马时代的柏拉图主义。又两个世纪后，现代科学兴起。
中国迄今尚未站上全球文明思想成就汇聚的高峰，尚舍不得放下老祖宗牌位，谈何汇聚！在思想方法上，科学思维常常让位于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谈何整合与创新！
因此，中国须始终坚持开放。
须发展科学。这里指真正的基础研究。
须诉诸于长时段的努力和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邹卫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