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洋紫
不同于人类建城史上的其他城市，深圳是“造出来”的。
人类历史进程中，城市作为生存的必要条件，通过一步步叠加式的累积而成，也随之积淀出不同城市的人文气息、文化底蕴，深圳则不然。
深圳长得太快了。40年前，深圳只是个大县城——前身宝安县面积2000平方千米、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79亿元，不到当时香港的1%。但40年后的今天，深圳已快速成长为经济总量仅次于东京、上海和北京的亚洲第四大城市，堪称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即使到今天，深圳也仍在“大象狂奔”。今年上半年，深圳的进出口总额和增速，以及单独的出口额和增速、进口增速，均排名全国第一。更重要的是，深圳一座城市的出口额就占据了全国的11.6%，已经连续31年领跑全国，在巨大的出口额下，仍在以超30%的速度增长。
“深圳速度”“敢为人先”“搞钱精神”是多数人眼中的深圳标签。
在深圳蛇口，有一块书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巨大标语牌，似乎极致的速度是深圳凸显的唯一特性。
同时，深圳又是多元的，作为移民城市，深圳就像一个魔方，包容性地吸纳着从四面八方而来的寻梦者。它也因包容性而呈现了多样化的色彩。在Quora上，一个对于“What /towns in China would you recommend for a first-time visitor?（第一次去中国，你最推荐的城市是哪里？）”的高赞回答中向海外旅客这样推荐深圳：“这个城市在过去40年间疯狂发展，它是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无数人想要找出过去40年间的深圳是如何炼成的，想要读懂深圳，不能仅仅站在城市风貌里，更要扎进产业链中深挖。深圳就像一个谜团，吸引着无数逐梦者前来，也让更多筑梦人挥洒汗水。
这是一片亘古以来就被大海拥抱的土地。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伶仃洋东侧的珠江入海口，拥有260余公里的黄金海岸线和一个接一个的海湾：大亚湾、大鹏湾、深圳湾、前海湾、赤湾。
深圳，天生就具备出海特性。
以深圳盐田港为例，17年前这里的年吞吐量就已经突破1000万标箱。每天，无数载着来自世界各地货品的巨轮排着长队停靠在这里，彩色的集装箱密密麻麻，给港口的热络增添了几分亮色。
时间回到40多年前。1979年1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中国内地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也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就在深圳蛇口。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进出口开始大发展，“三来一补”政策也进一步加速了外贸，地理优势、时代红利、宽松政策，几乎所有出海的优势都偶然或必然地汇集于深圳，跨境电商贸易能量开始爆发。
开放性的对外态度不仅让深圳收获了资本，也为深圳养成了后端制造层面的技术实力，而全球领先的制造能力，也推动了深圳进一步向外走。
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地理位置，为深圳带来了城市化的参考模板，这吸引了不少外资对深圳的助力。
“三来一补”初期，来深圳投资的多是港、台企业，随后，外资的来源从以港、台为主，到欧、美、日的投资增加，速度越来越快。
有这样一个缩影——1999年上半年，欧、美、日资本在深圳的投资大约增长了25%~33%。截至当年8月底，深圳累计利用外资已有189亿美元，其中2/3的投资是5年内发生的。可见深圳引进外资的速度在该时期明显加快。
外商投资质量也在提高，以高新技术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大大提高了“三来一补”企业的科技含量。体现在投资实际的利用率上，1999年前8个月，深圳实际利用外资比1998年同期增长7.2%。
外资在深圳投资建厂，成为了今天深圳制造能力可以全球通用的敲门砖。
比如，1983年日本SANYO公司在深圳成立独资经营的三洋电机(蛇口）有限公司；几年后，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引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生产线，和由日本EPSON公司引进针式点阵打印机生产线也相继投产；1988年，富士康在深圳投资建厂；而从事外企代工的港资企业亿利达是1994年深圳最知名的电子企业之一。
这一阶段，大批的海内外电子元器件、零部件厂商在深圳及整个珠三角地区设厂，增长的速度也可见一斑：1979年到1990年，深圳电子工业从仅有1家县办企业发展到—由600多家(其中三资企业400多家)组成的，初具规模的、产品门类齐全的、技术较内地先进和以生产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全年电子工业的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值)达72.36亿元，约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4.86%，出口产值49.2亿元。
工厂铺设为深圳带来技术，让农民工成为流水线上成熟的产业工人，海内外优质技术的吸收，也让深圳成为了制造的沃土，培养出了用之全球皆准的制造体系和制造能力。
以至于《日本经济新闻》评论员中山淳史到深圳实地探访后，惊讶于深圳对众多生产电子零部件和电路板的工厂形成了“方案公司”——哪怕没有工厂、设计、研发部门的创业者，只要创业者有想法，这类公司就可以快速实现资源整合与信息对接，并短时间内将研发产品推向市场。
那段时间，全世界的电子生产商都担心广深高速堵车，这条出海必经的运输路，意味着全球电子产品的库存能否及时跟上。连老外都会操着生硬的中文惊呼：“广深高速堵车，世界电脑缺货！”
这种力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很多跨国公司在深圳开设了“观察哨”，密切关注和追随“未来中国”发生的最新趋势。
深圳企业累积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设立了约1万家企业及机构，深入参与全球产业合作；深圳货运航线通航点达到38个、国际班轮航线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电子、机电、家具、玩具、服装、食品……每天，超过700万件快递包裹从深圳出发，带着深圳的活力，遍布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美国《福布斯》杂志写到，从深圳的开放热潮中，你就知道旧金山湾区必须和深圳跨时空“联姻”，共建“加中湾”(Calichina)，才能组合出世界最强的高新技术家庭。
出口是国际竞争力的主要表现之一。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一书中说明，德国保持强劲出口实力的根源就是中小企业，同时，强大的制造业是出口的关键。
他指出，贸易收支差额显示一个国家有多少贸易顺差，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与贸易收支差额的相关系数为0.79，说明两者的相关性非常强。德语区，一共找到了1499家隐形冠军，这相当于占世界全部确认的隐形冠军总数的55%，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德国和德语国家一样有如此多的隐形冠军。
中国和德国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中国出口总量的68%来自那些只有不到2000名员工的公司。类似的，在德国，中小企业贡献了60%-70%的出口额。
再比如，中国和德国都有深厚的制造基础。但值得一提的是，与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而企业要成长为隐形冠军往往需要10年的时间。在拥有现代化通信和交通手段的今天，即便是微型企业也可以实现全球运营，这为中国的隐形冠军数量未来10-20年的大幅增加创造了先机。
深圳是制造业小企业“隐形冠军”的聚集地。
在这里，想要买到一整条产业链的所有零部件，夸张点说都不用走出一栋楼。典型的案例如华强北的一米柜台，可以在这里找到生产产品的电子元器件，也可以看到成品在这里发生交易。上千家公司提供产品设计服务，深南电路、南太提供线路板等配件，TCL、深天马提供面板……在华强北这块淘金地，即便是在金融危机冲击中的2008年，一个三五平方米的档口每个月租金也要7000元人民币。
不只是消费电子行业，中小企业制造的魔力发生在各行各业。比如，2021年，深圳服装业实现销售额近2700亿元，出口近百亿美元，深圳服装产业的经济总量、服装品牌数量、服装产品市场占有率、服装类上市公司数量这四个指标，均居全国第一位。其背后是服装产业供应链的支撑，在深圳，一件服装从创意诞生，到成品落地，最快只需3到7天。
再如钟表产业形成的“一小时配套圈”，能够快速集齐一块表所需的600多个零部件，具备小批量、多品种的柔性生产能力。
从龙华的大浪时尚小镇到福田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从龙岗的横岗眼镜基地到光明的时间谷，从罗湖的水贝黄金珠宝聚集地到南山的南油服装批发市场，深圳的出口离不开庞大的产业链条中，细细密密分布的，却又鲜为人知的隐形冠军们。
此外，除了传统行业之外，今年来快速增长的出口额也离不开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带动的“新三样”，今年上半年“新三样”继续发力，其中电动汽车、光伏产品分别出口128.7亿元、24.8亿元，增长51.7%、81.6%。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深圳也未曾停下狂奔的脚步。
隐形冠军对研发的投入是一般工业企业的两倍多。
在拥有顶尖的制造能力之后，深圳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更注重研发带来的经济赋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1996年，深圳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虽然面积只有11.5平方千米，仅占深圳市土地面积的0.6%，但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占了全市的11%。
一个有着深圳特色的研发方向是：企业需要什么产品，科研就研发什么产品。李子彬在《我在深圳当市长》一书中曾记录：1997年年底，科研成果能够实现产业化的只有15%左右，绝大部分成果都被“锁在抽屉里”。这是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较低的根本原因，是对我国有限的科技人才、科技投入的极大浪费，经济发展只能走“引进-生产-再引进-再生产”的路子。
而深圳则不然，技术开发的目的非常明确：实现产业化、商品化，既能满足客户需求，企业也能赚钱。深圳不搞学院式、宫廷式的研究，强调企业在技术开发中的主体作用。让科研课题从市场中来，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产品，企业就开发什么产品。
到1998年年底，深圳共有521家研发机构，其中有477家建在企业，占92%；全市科研人员90%集中在企业；全市的科研经费90%来源于企业。直至2000年左右李子彬同志离任，深圳企业中的500家研究所与全国130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科研成果转化率高达90%左右，深圳市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产业升级进一步加快了深圳的发展速度，2003年起，深圳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完成了第二个千亿目标，并以平均每年一个“千亿元级”的速度增长。因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深圳经济增长势头才得以躲过金融风暴的伤害。1998年，深圳市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4.5%，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8.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上年增长19.19%。
更为重要的是，强劲的制造业产业链和高新技术的发展为深圳带来了产业集群和企业家集群的力量。过去20年间，随着以大疆创新、光峰光电、奥比中光、中兴通讯、腾讯、创维、海王、迈瑞、海能达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企业崛起，带动了上下游中小科技企业的整体发展，深圳产业集聚效应显现。作为对比，同样类型的产业集群在隐形冠军较多的德国，也有几十个。
今年，深圳着力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20+8”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霞光社根据深圳各区的产业分布，梳理出依据“20+8”产业分类的深圳产业链地图。
面向未来，深圳将结合产业发展成熟度，预计5-10年推动合成生物、光载信息、智能机器人、细胞与基因等4个未来产业，实现产业规模倍数级增长；10至15年内，推动脑科学与脑机工程、深地深海、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等4个未来产业，发展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坚力量。
产业链集群效应让深圳从传统制造业中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以新能源车为例，深圳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上涌现了各个细分领域的潜力股，构建了囊括整车、动力电池、电机电控、自动驾驶、智能座舱、充电基础设施、汽车后市场等领域的完整产业链；小米也投资了多家新能源产业链中的深企，共有华源智信、速腾聚创、鳍源科技、纽迪瑞等13家，分属芯片、激光雷达、锂电池、压力传感器等多个行业，这也同样彰显了深圳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的综合实力；此外，在深圳，还有电池领域的弗迪电池和宁德时代；负责提供热管理技术的飞荣达；能够提供车内中控生态屏的TCL华星等等，都是产业集群中必不可少的一员。
同样，产业集群也为深圳带来了企业家和人才的集群。企业家集群不是纽带，而是提供成功典范并鼓励效仿的社交网络。80年代深圳科技人才的储备离不开以中央企业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在深圳的布局，深圳后来第一批兴起的高科技公司也大多与这些国有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关系。例如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型半导体，即1985年处于内地的国有企业航天系统的691厂决定到深圳寻找合作伙伴，与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和航天系统的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共同投资建立。
更为重要的是，常年来与全球市场的对话，让更多深圳企业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全球化视角，“生而全球化”一词，在深圳并非个例，而是普遍现象。
全球知名财经杂志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版）称深圳是“中国最具硅谷气质的创新城市”，技术和产业配套基础的搭建让深圳形成了特有的移民、冒险和创业文化，与出海浪潮交织在一起，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说：“深圳的发明发现正在影响中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国”，也同样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新移民。
隐形冠军常常不被人知道，一方面是因为隐形冠军的产品不为消费者所见，另一方面隐形冠军不为人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自身选择缄默。
赫尔曼·西蒙在《隐形冠军未来全球化的先锋》中一共发现了92家“中国籍”的隐形冠军企业。他们通常是制造业企业，其中珠三角的企业为榜单贡献了25家隐形冠军，占据统计口径内中国隐形冠军的1/4。
作为隐形冠军的摇篮，深圳经济总量实则很大，影响全球的华为，比亚迪，大疆，富士康，华星光电，传音，康佳，创维都在这里，但在全球的名气则差的很远。
自媒体从业者宁南山曾在微博上表达过自己的感受：“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区分国外精英层和普通民众–那就是是否知道深圳。国外精英层几乎都知道深圳，普通民众知道深圳的则很少，这个国外不只是西方，亚非拉也同样如此。”
作为移民城市，深圳更像个实干家。
深圳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速度吸引了非常多异乡人。俗话说，东西南北中，发财看广东，21世纪初，涌进全球最大电子元器件集散中心华强北扫货、然后把货铺满全世界的淘金者众多，华强北一名做跨境电商的卖家向霞光社表示：“成本4块钱的数据线，放在华强北卖6-7块，10年前放到ebay上就可以卖15美元。
据李子彬同志在《我在深圳当市长》中记录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歹徒发往家乡的电报上只有6个字——“钱多人傻速来”，一度成为全国人民调侃深圳人的流行语。
人随产业走，作为一个年轻的城市，如果说户口本上“籍贯北京”的人很少，那么户口本上“籍贯深圳”的人可以说几乎没有。而正是这种快速发展的热潮，使深圳吸引了更多异乡人，成为了一座移民城市，这为深圳带来了更多的活力。一个可以对比参考的数据是，改革开放至今，广东新增人口7000多万人，达1.27亿常驻人口，1.5亿实时人口。也就是说，全国每9个人中，就有一个生活在广东。
这是因为，移民城市具有更明显的多元化和“陌生人社会”特征，会更加尊重契约和规则，也将为社会带来更大的包容性；同时，人群属性的多元化意味着人的专业技能和文化背景更为多元，能够支撑现代经济高度分工的复杂产业，从而带来更大的经济活力。
作家陈启文在《为什么是深圳》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和我走在同一条路上的，还有成群结队蜂拥而来的农民工。他们都忙着把自己往离大海最近的地方搬运。蛇皮袋，搪瓷缸，塑料皮捆着的被窝卷儿，这是当年所有农民工的共同特征。他们身上的每一样东西都特别经得起摔打，经得起折腾。在这里，他们不愁找不到事做。一个乡下汉子，刚刚放下身上的蛇皮袋子，立马就能在这里找到一个什么活路干干。他们在路边搭个简易窝棚，立马就能开铺睡觉，生火做饭。在大锅里炒菜的不是锅铲，而是挖土的铁锨。他们是那样按捺不住，他们浑身充满了力量，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
这种实干精神离不开深圳海洋性气候的影响，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热辣感，在这座南方沿海城市，随着海浪拍击而产生的大量热能，成为奋斗者不断前行的动力。
《硅谷百年史》中曾讨论硅谷为什么可以成为硅谷时，谈到地中海气候对硅谷的影响，就提到相对温暖的环境更容易让人有斗志，这也是大多数创业者早期选择移民硅谷的主要原因。
但深圳不是总有好天气的，在这个总是有好看天空的沿海城市，也时常会面对台风的来袭，在盛夏的三伏天中，也需要对抗浓重的湿气，这为城市的热血多加了几分坚毅。2022年3月疫情期间，在众多因疫情而被迫居家的上班族中，几个背着公司电脑主机准备回家继续工作的男职员显得格外突出：“离开工位可以，但离开工作不行。”这一向是一个看重时效的、充满理工男气息的城市。
某种意义上说，深圳是一座“无主之城”。1979年至2021年，深圳常住人口从31万增加至1756万，更重要的是，一线城市中，只有深圳的户籍人口数不足常住人口数的一半。
深圳在把自己变得有魅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得益于有效的城市规划，几乎每个社区附近都有相当面积的公园，有的甚至会画出跑步道，到了下班时期，公园里锻炼的年轻人格外多，人们会成群结队地跑步，跳舞，打球做各种运动。
同样，因地处丘陵地带，这也让深圳市内和城郊都有不少山川。周末拉上三五好友就能到达想去爬的山的山脚下。每到休息日的凌晨五点，有“鹏城第一峰”之称的大梧桐山山脚，期望去山顶看日出的人总要排队才能步入上山台阶。
《深圳自然笔记》对一线城市的自然环境曾有过透彻的比较，他写道：“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里，深圳是唯一同时拥有城区、山岭、溪流、湖泊、森林、田野、古村、海洋、岛屿和中国最美海岸的城市；多样的生境为多样的生命提供了栖息地。”这里的陆地面积只占全中国陆地面积的1/5000，却飞翔着全中国1/5的鸟类，奔走着10%的哺乳动物和20%的爬行动物；深圳的海域只占南中国海的1/10000，生命物种却超过20%。在这块不大的温暖湿润的土地上，50%的土地被草木覆盖，已记载的植物有2979种，超过整个欧洲大陆。
可以看出，年轻力量是深圳的发动机，“无主之城”的另一面，更多人把他的青春留在这里。因室外的酷热，三伏天的深圳地铁里，每一个刚走进车厢的人身上总是有一种咸湿的味道，高峰时间段，几乎每个人都被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即便如此，总有人在车上站着翻各式各样的书来躲避通勤路上的无趣，有的书名是《国富论》，有的书名是《5000天后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