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董二千
编辑| 杨旭然
钟睒睒的桌案上总是摆着一座堂吉诃德陶瓷像：他右手紧握着剑，左手则按着一本摊开的书，仿佛随时准备跳起来朗诵、奔跑和战斗。
据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收藏品。
“很多人告诉我，你办公室里不能放剑，我说我这把剑要放在那里，那是理想之剑”，钟睒睒说道，“塞万提斯这个作家，他另外一个绰号就是理想的疯子，我认为这个理想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有理想的疯子，是非常少的。”
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穿着一堆破铜烂铁为铠甲，手持一把一折就断、一碰就烂的长枪，骑着一匹瘦骨嶙峋的驽马，领着一位搞笑、现实的随从周游世界，去追寻自己不切实际的理想和自由，仿佛一个不被理解、孤独的独行侠。
某种程度上，商业世界中的钟睒睒，也有着类似的人生。
他长期远离镁光灯，放弃了几乎所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不愿公开演讲，也只接受过有数的几次专访。甚至连农夫山泉和万泰生物的上市仪式都未曾出席。
他独来独往，基本不参加各种企业家协会，对自己的孤傲和自负毫不掩饰，直言“我就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同行们在干什么、想什么，我根本不管”。
直到最近他才发现，早已身为“首富”的他，有必要向外界传递出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因此他时隔多年再次登上屏幕，参加录制了央视的《对话》栏目。
至于这个更加真实的首富是什么样子的，钟睒睒的回答中有两个核心的关键词：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的经历，就是个农民。“
01 不在逗号上停下来
历经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更多中国人审视财富的视角已经发生变化：人们不再只关心财富的数量规模，而是开始更多关心财富背后的社会责任。
在这方面，钟睒睒最看重的就是对农民群体的支持，在本次《对话》栏目中，他用了大量的时间进行阐述。对农业的投资，不仅给农夫山泉的产品提供了原材料的来源，更成为其事业版图中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对于能够为大量农民的产出品提供销路和支付价值，钟睒睒相当自豪：“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我有自己的自豪感，我保持了农民正常的收益，这是我能贡献的。”
2016年12月，在江西赣州信丰县，农夫山泉举行了17.5°橙的发布会。在外形酷似脐橙的建筑物内，钟睒睒正式推介了自己的主打新产品——农夫山泉17.5°橙和17.5°NFC（非浓缩还原）橙汁。当天，钟睒睒在发布会上做的演讲主题就是《农民富，中国强》，他在这次演讲中反复强调：
“中国的农民是最质朴的，也是最需要关心的。”
在这款新产品发布前，钟睒睒已为此已经准备了近十年的时间。
2007年，钟睒睒第一次来到江西赣州，当年赣州安远橙子丰收，售价仅5角钱1斤，当地橙子的价格波动剧烈：大年5角钱，小年1.5元，几乎永远保持循环。因为这样近乎宿命的波动，当地小散果农长期处于微利甚至亏本的状态。
钟睒睒敏锐的察觉到了机会，“我如果进来以后就可以烫平这个波动，我还可以做农业的三个‘化’，第一个标准化、第二个系统化、第三个合约化。”
但不熟悉橙子的他踩了个大坑。赣南脐橙属于纽贺尔品种，这个品种榨汁是当时全世界饮料行业公认的“禁区”，原因在于脐橙里含有大量的“柠檬苦素前体物质”，脐橙在经过榨汁加工后，这种物质就会转化为柠檬苦素，使橙汁发苦、发涩。
钟睒睒的坚持在这时就体现出来了，根据他的自述，“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叫把错事做对，这件事情即使是错的，你如果定下来要做了，你要把它做对。这件事情我既然开始，我就一定要有句号，我不在逗号上停下来。”
为此，农夫山泉团队持续研究，七年以后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意味着，赣州地区农民的橙子有了更加稳定的销售通路和价格行情。
02 保证农民的利益
2014年，赣州地区遭遇了一种严重的植物病害黄龙病。
根据钟睒睒的回忆，“那个时候我到江西赣州，满目疮痍。我知道赣州革命老区，它最贫困的一些地区都是干部带头，每个干部拿出3万、5万，种3亩地，然后农民再跟着种，这样种起来的橙。但是三年时间黄龙病（导致橙林）推成平地。”
为了帮助解决这个世界性的病害难题，农夫山泉用价格牵引，提出“溢价收购”的手段，激励农民消灭带病植株：“原来1.5元的价格，我就提到2.8元，然后我签了4300张合同，4300张长期合同，最低收购价，然后每年都会浮动，你市场上去的时候我浮上去，我掌握定价权。”
这个策略意味着，只要当地农民自己有能力把病害控制住，产出的橙子就可以卖出非常好的价钱。实际上，农夫山泉是在用超额的经济利益，带领农民向黄龙病“彻底宣战”。
据介绍，现在当地的农民，有的已经比柑橘研究所的专家还懂黄龙病。他们只要看看树上的叶子，就会知道是否染上了黄龙病，只要染上马上就砍树，病害传播被抑制在了极低水平。
面对同样的黄龙病病害，2005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柑橘产量下滑了90%多，但赣州的脐橙种植区却从150万亩发展到200万亩。
掌握了技术的果农们，实际上已经从原先的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生产效率大幅增加。
曾有媒体面对钟睒睒提问，赣南的橙农与他合作到底能不能赚到钱。钟睒睒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反问道：“我刚创业那会儿，在海南办蘑菇种植公司，企业干倒了，欠了一屁股债。可即便是那时，我也不曾欠过那些帮我种蘑菇的农民一分钱。你说，今时今日，我还能掐算着靠跟农民争利去赚钱吗？”
有参加《对话》栏目的赣南地区的农户也表示：“我是在2003年开始种脐橙，从2016年开始卖给农夫山泉，销售有保障，赚了一些小钱，搞农业的风险太大，靠天吃饭，假如没有农夫山泉去榨汁，我们种的果园（就）比较麻烦。”
可以看出，农夫山泉在完全可以自行介入水果原材料生产的情况下，仍在坚持大规模收购的模式，确保农户们可以在其产业链条上有一席之地。并且这种收购并非是“你的就是我的”那种利益最大化模式，而是一种稳定、协作、共生的模式。
03 产品与社会融合
“不要急着赚钱，财富是对你的贡献的回报。你做了贡献，财富一定会回报给你”，这是钟睒睒的财富观，也是他一种堂吉柯德式的信仰。
从农夫山泉峨眉山水源地的建设中，这种信仰也可见一斑。
早在2008年之前，农夫山泉就已开始在四川地区寻找水源地，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直到当年的大地震之后，亲历救援的钟睒睒意识到，由于路的问题没有企业能调水进去，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当地建厂。
一方面，这可以支持灾区重建，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生产基地海拔高度790米，水源地还要再高三四百米。面对地势陡峭的山峰，大型现代工程设备无法施展，一切只能回归原始运力，工人把水泥背上山也要50块钱，而且一位工人一天最多背两趟。这导致成本一下子大幅增加，施工周期陡然拉长。
但峨眉山水源地管道沿45度不等的陡峭山体沿河铺设，极限区域坡度高达70度。有农夫山泉内部人员回忆，“当年钟总在峨眉山考察水源地的时候，差点就滑下去了”。
当地地形限制了大型现代工程设备，而一根输水管道重量通常超过六百斤，只能通过五六个人用绳子绑好管子，顺着滑道一起拉抬上山。
从2008年起，直到2013年，农夫山泉峨眉山生产基地才正式完成建设。峨眉山水源地花费了5年才正式投产，长白山抚松水源地更是整整用了7年。而这一切背后的默默努力，最直接的反馈是产品在市场份额上的回报。
钟睒睒对产品的执着体现于此，其社会责任的考虑也凝结于此。
类似的事情在钟睒睒身上还有很多。长期投入、慢工细活的做事原则，贯穿其几十年企业经营的始终。这和如今大环境下，更多对短期利益的追逐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本次《对话》栏目中，钟睒睒还提到当年农夫山泉决定生产茶饮料时，初心也是希望用工业化的手段组织农民的集约化，让茶普及千家万户，甚至是让茶“重新从中华大地成为一种非常优雅的文明，再次向世界上传播。”
茶产品的布局过程中，宏大的目标再次与短期的执行困难产生了剧烈冲突。但即便业务长时间亏损，农夫山泉依然保持了持续性的专注：“我们从2012年、2013年到现在十几年了，前六年是没有赚钱的，但到了2021年，这个增长曲线上来了。”
04 写在最后
和外界的一些评价不同，流量之外的钟睒睒似乎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对话》主持人陈伟鸿问到钟睒睒这二十年的变化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更大的事业或者更多的财富，而是白头发：“白头发很多了。”
虽然已经是中国顶尖的富豪之一，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有过很多失败：“……这二十年踩了很多坑，那些坑实际上都是有价值的，人生的丰富性是坑一个一个踩出来的，大家不要觉得（可以）不踩坑，‘我不犯错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古稀之年的钟睒睒已经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思考和回忆中仍留存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者气息，并隐隐透露出了一种对自己农民出身的回归意识。
就像多年前，他谈到几代赣南橙农增收困难时，竟当众哽咽流泪了。
